幽微章句—清代儒學·文化高峰·異彩紛呈:專科學術的發展與興盛

以漢學復興為特征的清代學術，其文化價值既體現在對中國古代典籍的清理和總結，同時也反映在各門專科學術的發展。正是對古代典籍的大規模整理工作，推動了經學、小學、史學、地理、天算、校勘、辨偽、輯佚、目錄、版本等各個具體學科的發展，使一代學術呈現出多彩多姿的畫面。

經學

經學，即對儒家經典的研究，構成了中國歷代封建文化的主體，清代也不例外。可以說，清代學術界對宋明理學的反動，以及對漢學的回歸，最早就是從經學開始的。影響所及，清代經學研究進入全盛階段，各種經學著述汗牛充棟，“有證注疏之疏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與古今人各執一說以待后人之折衷者”(夏修恕《皇清經解序》)。綜觀清代經學研究的成績，大致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廓清后世對經書的誤解和歪曲。宋代理學興起之后，學者為了建構其理論體系，往往強解經書以就己說，甚至不惜造偽以為立論根據，造成諸多誤釋曲解，嚴重淆亂了經書的本來面貌。清代學者一洗前代空疏之弊，以比較客觀、求實的態度，致力于各部經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后世學者人為籠罩在經典研究上的迷霧。如胡渭的《易圖明辨》、阮元的《論語論仁論》等篇，或力圖還經籍以本來面目，或努力尋求經義原解，基本上達到了漢學求真求實的境地。

其二，搜輯鉤稽漢人經說。清代學術界以復興漢學為鵠的，漢代的經師經說，受到學者的特別重視。許多學者窮畢生精力，爬梳鉤沉，使得許多亡佚已久的漢代經說得以重見于世，為學者研究提供了便利。如惠棟的《易漢學》、《周易述》、《九經古義》，余蕭客的《古經解鉤沉》，都是搜輯鉤稽漢代以及古代經說的代表作。

其三，撰著新注新疏。在清代漢學復興過程中，學風日益由空返實，實事求是成為學者一致遵循的準則。本著這種客觀求實的態度，學者在拋棄空疏的理學的同時，也開始覺察到漢學本身也并非完全正確，漢代的經師經說同樣也存在著諸多誤解謬說以及相互牴牾之處。因此，一些學者試圖超越漢宋，綜括前代，為儒家經典撰著新解。如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奐的《詩毛氏傳疏》，胡培翚的《儀禮正義》，陳立的《春秋公羊傳義疏》，焦循的《孟子正義》，邵晉涵的《爾雅正義》等等，幾乎各部經書，都出現了具有代表性的集成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經學研究的新成果。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學者還十分注意匯輯刊刻本朝經學研究著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推《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兩部大書。前者系阮元主持匯刻，他發凡起例，組織賢俊，從本朝學者解經專書以及各家文集、雜著中，選擇有價值的著作篇章，按作者年代先后順序排列，匯刊成《皇清經解》一書，共收七十三家，一百八十三種著作，計一千四百卷，清代前期經學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囊括其中。《續皇清經解》則系清末王先謙所刻，他仿照《皇清經解》的體例，匯輯諸家著述，刻成《續皇清經解》一書，計一千四百三十卷。二書遂成為總括有清一代經學研究精華的重要匯編本。

小學

小學的研究范圍，實際上囊括了文字學、音韻學以及訓詁學。歷來小學附屬于經學之下，但由于清代學者在這些方面的專精研究，使得附庸蔚為大國，文字學、音韻學以及訓詁學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并最終相對獨立成為專門的學科，即傳統語言學。

在文字學方面，清代學者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對幾部古代著名字書、辭書的整理、注釋和疏解上。如戴震的《方言疏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桂馥的《說文義證》，王筠的《說文釋例》等等。特別是《廣雅疏證》一書，王念孫運用因音求義的理論與方法，探尋同源字，破讀假借字，闡釋連語，所釋無不“冰解壤分，無所凝滯”(章炳麟《九書·訂文》)，被譽為清代小學的代表之作。

段玉裁(1735—1815)，江蘇金壇人。清代經學、訓詁音韻學家。著有《說文解字注》等。

在音韻學方面，清代學者的最大貢獻是建立了古韻分部體系。古音學的研究，源于宋代的吳棫、鄭庠。由于歷史的變遷和地域的差別，古今語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六朝隋唐的人讀先秦詩歌或韻文，已多有不諧之處。但是，他們并沒有認識到這是由于古今語音不同的關系，為了求得音韻的諧合，他們或改讀字音，或改換文字，影響了古代典籍的本來面貌。到了宋代，這種風氣更為盛行，所謂“葉音”說成為通例，甚而出現一字數葉、一音數讀的現象，造成了很大的混亂。但是，也有一些學者看到了“葉音”說的矛盾，開始把當時韻書上的韻部通合并用，以求古書讀音的諧合。這就是吳棫提出的通轉說，依照他的說法，當時韻書所分一百零六韻可以歸并為古韻九部。其后，鄭庠又并為六部。這可以看作是古音學研究的濫觴。但由于他們缺乏歷史觀點，僅從當時韻書上韻部的通轉著眼，因此，雖然對古韻作大致的分部，但各部之間幾乎無所不通、無所不轉，并沒有解決古音問題。直到明代，陳第才明確提出用發展和變遷的觀點來研究語音，把古音置于一定的歷史時代和地域環境內進行分析，使古音學的研究開始走上了較為正確的道路。清初，顧炎武將陳第之說又推進一步，全跳出韻書的窠臼，直接根據《詩經》的押韻情況，分古韻為十部，從而奠定了上古韻部體系的基礎。其后，江永、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諸家繼有研究，分部日趨細密。從十三部到十七部，再到二十一部，最后定為二十二部，被后世學者譽為“古韻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無可增損”(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八，《周代金石文韻讀序》)。

錢大昕(1728—1804)，嘉定人。清代經學家、史學家，精于音韻、訓詁、歷算、金石等。著有《廿二史考異》、《潛研堂文集》等。

古韻分部而外，清代學者還注意到了上古音的聲類問題。錢大昕根據自己的湛深研究，提出了“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的獨到見解，至今仍被音韻學家視為定論。陳澧所著《切韻考》一書，則依據《廣韻》中所錄陸法言《切韻》之反切語，把聲紐(即聲母)分為四十類，其中清聲為二十一類，濁聲為十九類。陳氏的研究，既反映了清代學者在古音聲類研究方面的貢獻，同時也為后人開啟了途徑。

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既對群經諸子及相關典籍進行了深入的考證訓釋，又對古代典籍的文字訓詁作了一番整理匯總的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推阮元主持編纂的《經籍纂詁》一書。該書計一百零六卷，“以字為經，以韻為緯，取漢至唐說經之書八十六種，條分而縷析之”(阮元《定香亭筆談》卷四)，凡經書史籍本文詁訓，傳注文字讀音、釋義及假借等等，均網羅殆盡，并據《佩文韻府》按韻編排，各韻自為一卷。每字之下，先“以本義前列，其引伸之義，輾轉相訓者次之，名物、象數又次之”。引用諸經，則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先《易》、《書》、《詩》，次《周禮》、《儀禮》、《禮記》，次《左氏》、《公羊》、《穀梁》，次《孝經》、《論語》等”(《經籍纂詁· 凡例》)，并旁及《史記》、《漢書》、《戰國策》、《荀子》、《墨子》、《楚辭》、《文選》等諸多古代典籍。所謂“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經籍纂詁序》)，堪稱“經典之統宗，詁訓之淵藪”(臧庸《經籍纂詁后序》)，實際上成為古代典籍文字訓詁的總匯，也是后人檢尋舊詁的重要工具書。

史學

清代學者的史學成就，突出表現在對前史所缺各種表、志的補作，以及對舊史的清理考證兩個方面。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自司馬遷、班固創立紀傳體通史及斷代史專著的體裁之后，史表、史志便成為史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甚有謂“讀史以表、志為最要，作史亦以表、志為最難”之語。但由于種種原因，歷代正史的表、志多有闕略，給后人的研究帶來諸多不便。清代學者十分重視史表、史志的作用，花費很大的功夫對歷代正史的表、志作了一番全面的拾遺補闕的工作。諸如錢大昕的《補續漢書藝文志》，洪亮吉的《補三國疆域志》，徐文范的《東晉南北朝輿地表》，錢儀吉的《補晉兵志》，郝懿行的《補宋書刑法志》、《補宋書食貨志》，倪燦的《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錢大昕的《元史藝文志》、《元史氏族表》，等等。據不完全統計，各種補志、補表不下數十種，古史所闕略者，幾乎囊括無遺，梁啟超盛稱“凡此皆清儒絕詣，而成績永不可沒者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洪亮吉(1746—1809)，江蘇武進人。清經學家、文學家，有《春秋左傳詁》等行世。

拾遺補闕而外，清代學者還對歷代史籍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考證。其中成就最大、影響最深的當推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三大家以及他們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和《廿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囊括了上起《史記》、下迄《五代史》的十九種史書，王鳴盛把新、舊《唐書》和新、舊《五代史》分別“統言之”，視為唐和五代二史，故稱“十七史”。該書按諸史先后順序排列，分條考述，對每部史書的文字、史實、典制、輿地等進行了細致的校勘和考證，對歷代重要史事、人物以及史書也發表了自己的議論和看法。《廿二史考異》則是錢大昕考訂校勘歷代正史的集成之作。書名“廿二史”，實際上包括二十三種史籍，即二十四史中除去《舊五代史》和《明史》，而加上《續漢書》一種，因《續漢書》不在正史之列，所以書名仍稱“廿二史”。在這部書里，錢大昕運用其經學、小學、天文、地理、典制、金石等方面的廣博知識，對歷代正史進行了精細的考訂和校勘。與王鳴盛、錢大昕的著述相比較，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則別具特色。該書所記起自《史記》，迄于《明史》，共計二十四種史書。趙翼沿襲明人“二十一史”的習慣說法，把《舊唐書》和《新唐書》、《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分別合為一部，再加上清初纂修的《明史》，故稱“廿二史”。在這部書中，趙翼以隨筆札記的形式，對歷代重要史事、典制、人物以及史書等作了綜合的考證、分析與評論，而尤以對各朝各代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現象的鉤稽、歸納為多，使得該書別具思想深刻、見識卓越、方法精審、內容通俗的特色，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校勘

清代考據學發達，對古書的校勘受到學者的特別重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自序》)因此，清代學者普遍從事歷代典籍的校勘，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這首先表現在校勘方法的進一步完善和精密。一般說來，校勘的方法不外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所謂對校，就是用同一部書的各種版本相互比勘，發現異同，擇善而從。再說本校，即依據所校書本身的行文之例以及遣詞造句的風格，比較其前后異同，從而斷定其中的錯誤。這是因為古人屬辭作文，往往有一定的語言習慣，每一時代的文字風格，每一作者的遣詞特點，都是有跡可尋的。所以，根據所校書本身的文例以及它的語言習慣，來訂正該書的訛誤，也能收到顯著的效果。至于他校，則是以他書校本書。凡所校書籍，其材料有采自前人書中之處，校勘時便可用前人的書來校;有被后人的書引用之處，則可用后人的書來校; 同一材料有為同時代的書所并裁的，還可用同時代的書來互相校勘。而理校，則是據理推測所校書之正誤。這是諸種校勘方法中難度最大的，它不僅需要廣博的知識，還要有精審的裁斷。清代學者熟諳對校、本校、他校之法，而尤善理校。他們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等各方面的淵博知識，旁征博引，貫通裁斷，不僅解決了古書中的許多疑難問題，而且把校勘學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其次，清代校勘學的成就還突出地反映在對歷代典籍的全面清理和校勘。官修《四庫全書》，對著錄、存目的上萬種古代典籍進行了詳細的考訂，或鑒別版本，或辨正訛誤，或考證異文，在很大程度上梳理了傳世書籍的面貌。而眾多學者窮畢生精力，對古代書籍進行的精審校勘，更集中反映了清代校勘學的水平。如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精校先秦兩漢古書，所著《讀書雜志》、《廣雅疏證》和《經義述聞》，訂訛補缺，歸納條例，成為乾嘉時期最負盛名的代表作。錢大昕、王鳴盛專校歷代史籍，所撰《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考辨異同，刊正訛誤，被推為諸史研究的巨擘。段玉裁一生精力薈萃于《說文解字注》中，校勘注釋，發明頗多，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古書原貌。阮元則組織一批學者遍校十三經，主持刊印成《十三經注疏》并《校勘記》，得到學術界一致好評。

輯佚

清代輯佚的成就，首推《四庫全書》內收錄的《永樂大典》輯本。《永樂大典》是明朝永樂年間編纂的一部大類書，內容豐富，規模宏大，保存有不少元代以前的珍本秘籍，號稱“遺編淵海”。清代初年，隨著學風的變化，以及輯佚風氣的興起，《大典》的文獻價值逐漸被學者所認識。乾隆年間，安徽學政朱筠借皇帝下詔訪求書籍之機，提出搜訪校錄書籍的四條建議，其中一條就是輯校《大典》。于是，由《大典》的輯佚工作直接導致了《四庫全書》的開館，而輯佚工作本身也隨之成為《四庫全書》編纂的一項重要內容。乾隆皇帝親自規定采輯標準：“其書足資啟牖后學，廣益多聞”，又“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者”，輯出“匯付剞劂”;“有書無可采，而其名未可盡沒者，只須注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至于“本系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無關典要者”，則“不必再行采錄”(《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根據這一標準，纂修官逐一檢閱當時所存各冊《大典》，并與《古今圖書集成》互相校核，凡有符合采輯標準的書籍條目，即粘簽標識，送交繕書處繕寫。所繕底本與原書校對后，再撰提要，一并呈送總裁。總裁“復加勘定，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分別辦理。總計先后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之書，包括著錄和存目在內達三百七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可謂卷帙繁富，蔚為大觀。

皮錫瑞(1850—1908)，清末著名今文經學家。字鹿門，湖南善化(今長沙)人。著有《經學歷史》等。

在《永樂大典》輯佚成果的推動下，清代輯佚工作普遍展開。一些學者沿襲四庫館臣的方法，繼續在《大典》中搜輯佚書。如嘉慶年間，清政府敕修《全唐文》，參與其事的學者便從《大典》中采輯唐人文集“世所未見之篇”，以補通行本之遺。主持纂修工作的徐松，還利用職任之便，組織有關人員，直接從《大典》中鈔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續中興禮書》等一批卷帙浩博的珍貴史籍。其他學者也相繼輯出淳祐《臨安志》、《大元海運紀》、《山村詞》等佚書多種。在發掘《大典》寶藏的同時，更多的學者則把視野擴展到漢唐注疏、唐宋類書，以及諸史、總集、方志等著述，廣泛搜輯周秦古書、漢魏經師遺說、小學訓詁之書，乃至歷代佚書遺文。風氣既開，輯佚在清代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搜采范圍日益擴大，方法也日趨精密，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輯佚成果。如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兩晉六朝文》，從經、史、子、集以及釋藏、道藏等各種文獻乃至金石文字中搜集唐代以前各家的作品，無論全篇完帙，抑或斷章零句，皆匯輯無遺，計收三千四百九十七家，七百四十六卷，被譽為藝林淵海。他如黃奭《漢學堂叢書》，輯錄經書八十六種，緯書五十六種，子史各書七十四種，總計收書二百十六種;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搜輯經書四百四十四種，史書八種，子書一百七十八種，合計收書六百三十種。都代表了清代學者在輯佚方面所取得的可觀成績。

目錄

清代目錄學乃至中國目錄學史上的集成之作是乾隆年間四庫全書館組織編撰的《四庫全書總目》。這部大型官修書目的纂修和刊行，對清代目錄學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乾隆以后，清代目錄學出觀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各種官撰、私修目錄著作數量猛增，并拓展到各個具體學科領域。各類專科目錄大量涌現，如經學方面有翁方綱的《通志堂經解目錄》、《經義考補正》，史學方面有章學誠的《史籍考》，小學方面有謝啟昆的《小學考》，版本方面有黃丕烈的《求古居宋本書目》，金石學方面有孫星衍的《寰宇訪碑錄》，書畫方面有官撰的《秘殿珠林(續編)》、《石渠寶笈(續編)》，戲曲方面有黃文陽原撰、董康輯補的《曲海總目提要》，宗教方面有官撰的《大清重刻龍藏匯記》等等。各種特種目錄也相繼問世，如叢書目錄有顧修的《匯刻書目初編》，專人目錄有王昶的《鄭學書目考》，專書目錄有全祖望的《讀易別錄》，地方目錄有邢澍的《關右經籍考》等等。目錄著作數量的增加和范圍的擴大，促進了目錄學理論研究的深入，章學誠的《校讎通義》起衰振頹，繼往開來，探討了目錄學的性質、作用，目錄的分類、體例等問題，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成為繼宋代鄭樵《校讎略》之后又一部目錄學理論專著。凡此種種，都反映了清代目錄學研究方面的顯著成績。

通過上述的擇要介紹，可以看到，清代各門專科學術的長足發展，乃至相對獨立成為專門的學科，既反映了清代學者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顯示了一代學術所具備的文化價值。郭沫若曾說：“欲尚論古人或研討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或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讀隨園詩話札記》)可以說恰如其分地評價了清代學術的長遠價值和客觀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