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造靈魂—教育制度·儒家教育思想影響下的歷代學制

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素以文明古國著稱于世。特別是在古希臘、羅馬文化衰微，歐洲處于黑暗的中世紀時，屹立于世界東方的中國，卻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封建時代的文化，成為繼古希臘、羅馬之后的世界第二個文化高峰。眾所周知，一個民族是否文明，一個國家是否進步，與教育是否發達關系至為密切。中國封建時代的高度文明，就是以發達的教育為依托的，而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又基本是在儒家思想的影響與主導下發展的。因此可以說，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教育，主要的就是儒家教育。

代“學在官府”

學校是從事系統教育的機構，要考察儒家的教育制度，就不能不考察學校的學制。關于中國學校的起源，一般都采用孟子的說法，認為夏朝已有學校，名為校，商朝為序，周代為庠。三代學校的名稱雖各有異，但都可稱之為“學”，并且都以“明人倫”為教育目的。夏、商、西周政治上實行宗法等級制度，教育上則實行“官守學業”、“學在官府”的制度，即奴隸主貴族壟斷文化教育，政教合一，官師一體。其中西周吸取了夏、商的經驗教訓，采取“敬天保民”的方針，由周公制禮作樂，興學設教，實行“德政”，重視“禮樂”教化。這就是被后世儒家奉為楷模的教育政策。

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

但是，跟夏、商一樣，西周的學校主要也是為奴隸主貴族子弟設立的，目標是把他們培養成奴隸制國家的政治、軍事骨干。至于普通人家的子弟，是沒有資格入學讀書的。由于學校完全由政府管理，故稱“學在官府”。

春秋“學在四夷”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非常時期。五百多年間，王室漸衰，諸侯爭雄，社會的階級關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一種新的以腦力勞動為主的“士”階層開始崛起。這些“士”有的來自庶民階層，有的由貴族下降而成。他們地位的下降使學術文化擴散到民間，亦即孔子所說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士”的隊伍的擴大使之成為一個特殊的知識階層，他們代表著不同階級的利益。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各個學派都可以說是“士”階層的產物，而儒家則是其中最早形成的學派，也是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

儒家學派創立初期，由于激烈的政治斗爭，使得奴隸制國家的世卿世祿制難以為繼，而“士”卻可以憑借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才干為統治階級服務。因此統治階級為了增強自己的勢力，興起了養“士”之風。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培養“士”的私學便應運而生，徹底打破了奴隸社會“學在官府”的局面，開始了由單一的“官學”轉向“官”“私”并行的新時期。由于百家爭鳴，每個學派都積極擴大自己的影響，宣傳自己的主張，故“私學”大興，并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體。

孔子創“私學”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創辦私學的第一人。儒家本來就是起源于傳授“六藝”的術士，在它成為一個學派之后，更要通過教育來壯大力量，擴大影響，培養人才。孔子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首開私人辦學的先河。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著名論點(《論語·衛靈公》)，他認為人們先天的本能和秉性是相近的，因而都應該有接受教育的權力。“有教無類”的理論主張奠定了儒家教育不拘門第、不講身份、不管地域的基本原則，使儒家的教育對象不僅包括貴族和新興地主階級的子弟，而且包括商人、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子弟，徹底打破了學校只教“國子”的教育制度。這是自春秋以來教育對象首次發生的巨大變化，它促進了學術的下移和向平民普及教育，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就學校而言，早期的儒家教育也改變了過去“政教合一”、“官師一體”的狀況，學校已經單獨設立，孔子也成了專職教師。孔子的“私學”既有供教學用的“堂”，也有供弟子居住的“內”。在教學方法上，孔子實行因材施教，他把學生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類，分別給予有重點的教育，這就是著名的“孔門四科”(《論語·先進》)。所有的孔門弟子在入學后，首先要學習“六藝”和“六經”兩大系列的必修課程。在掌握了這些基礎知識之后，再根據每個學生的興趣、性格、才能、學業狀況等，分科進行專業教育。傳說孔子弟子有三千人，但并非每個人都能入四科深造。凡被選中進入分科教育的學生，一般都是孔門弟子中的佼佼者，而且學成后也往往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樹。因此，分科教學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在教育制度上的具體體現，也是孔子在儒家教育中的一個重大創舉。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師繼承了孔子的教育傳統，也都廣收門徒，開辦私學。荀子還曾在齊國的稷下學宮“三為祭酒”，為先秦時期的儒家教育做出了貢獻。《史記·儒林傳》還有這樣一段記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可見孔子之后，其門徒并未中斷教學活動，而是散居四方，繼續通過教育傳播儒家學說，并且成績卓著。《呂氏春秋·有度》也說：“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天下。”雖然由于儒家的政治主張顯得“迂闊”，很難為統治者所接受，以致在群雄逐鹿的戰國時代始終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但在先秦諸子學派中，儒家與教育的聯系最為密切，是提倡和實施教育的最主要學派。儒家不僅在學術上與墨家并稱為“顯學”，而且教育的規模最大，范圍最廣，門徒也最多，孟子甚至“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儒家又擁有自成體系的教育理論，系統的教育內容，相對固定的教科書，加之其前身與教育的淵源關系，“學而優則仕”的社會地位，所有這些條件，都使儒家在先秦教育領域獨樹一幟。當時的其它學派在教育上都無法與之爭鋒，這就為儒家后來得以長期壟斷中國的教育打下了基礎。

北京國子監辟雍

秦無官學，禁私學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削平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秦王朝除在政治、經濟上采取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外，還統一了文字。政治上的大一統與文字的統一，本來為發展教育事業提供了良好條件，但在公元前213年，博士儒生淳于越與法家代表人物丞相李斯的一場激烈辯論后，秦始皇采納了李斯有關焚詩書、禁私學、以吏為師等一系列建議，并實行了“焚書坑儒”，試圖從意識形態上徹底摧毀儒家的影響。有秦一代，私學既禁，官學未立，使春秋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科學文化和學校教育都遭到了很大破壞，更使儒家教育遭到了滅頂之災。

漢興太學，官、私學并行

西漢王朝建立之初，雖有儒生陸賈、賈山等人積極提倡興辦學校，但由于國內“尚有干戈……未遑庠序之事”(《漢書·儒林傳》)，加之漢初統治者頗好黃老，不喜儒學，故教育事業仍是一片凋敝之象。經過幾十年的相對安定，特別是“文景之治”，封建經濟獲得恢復和發展。到漢武帝時，隨著國力的日益強盛，封建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也逐漸突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全面總結了戰國以來的統治經驗。采取了“王霸道雜之”的策略，除擴充武備、加強刑律外，也特別注意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而以“君權神授”和“三綱”為中心的漢代儒學，正好適應了漢王朝的需要。大儒董仲舒提出的興太學、行選舉和獨尊儒術三項建議，得到了漢武帝的批準，并在全國逐步推行。漢代的教育制度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選士制度，正是在獨尊儒術政策的指導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漢武帝時，各類學校有了空前發展，其中分為官學和私學兩大系統，其中官學又分中央和地方兩級。

(1)中央官學。

漢代的中央官學主要有太學、鴻都門學和四姓小侯學。其中鴻都門學是專門學習辭賦書畫的藝術學校，四姓小侯學是專為外戚所設的學校，均與儒學教育關系不大。而太學則典型地體現了儒家的教育制度。

元朔五年(前142)，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孫宏等人的建議，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從此設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太學。太學是專門傳授知識、研究學問的國家最高學府。太學的教師稱博士。博士一職始于戰國，指政府中各家學說和各類技藝均有的博學之士。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結果，博士之職縮小到只研究儒家“五經”的范圍，即“五經博士”。太學建立之前，博士主要研究“五經”中的某一經;自太學建立后，博士還要把專攻的一經傳授給學生。獨尊儒術后，不僅博士一職為儒生所獨占，而且必須由精通經學的學者來充任，這是尊儒的重要體現。

漢代的五經博士直接由太常(九卿之一)掌管，太常于博士中選一“聰明威重”者為首席博士，稱仆射，東漢時改稱祭酒，即國立太學的校長。博士的任用，或征召，或薦舉，或選試，或由諸科始進，或由他官升遷。到東漢時，則由太常通過考試加以選擇。任用博士的標準，注重德才兼優。西漢成帝時規定，除了精通儒經、有道德修養外，還要“明于古今，溫古知新，通達國體”(《漢書·成帝紀》)。東漢的任用標準是：孝敬父母，愛護子女;通曉《易》、《尚書》、《孝經》、《論語》，兼及其它典籍，并能深研、闡發其中的微言大義;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體未為兵刃所傷，或患嚴重疾病;不與壞人往來，不受王侯賞賜;言行舉止符合淳厚、質樸、謙遜、節儉的道德規范;所專習的經足以勝任博士一職等(《后漢書·朱浮傳》引應劭《漢官儀》)。可見博士在人們心目中簡直成了儒家的完人，其標準之高，令人咋舌。

由于儒術在漢代受到統治者的高度推崇，所以作為太學教授的五經博士有著十分顯要的地位。西漢時，博士除在太學任教外，還時常參與討論國家的重大政事，如定制度、改正朔、懲辦朝臣、甚至天子的廢立等，有時受天子委派巡行天下。按官秩，博士屬于中級官員，但地位卻高于同級甚至高級官員。據《漢官儀》記載，博士可享受二千石一級官員的冠服。“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漢書·孔光傳》)。其升遷也是比較容易的，諸如公孫弘、蔡義、張禹、匡衡、翟方進等人，都由博士而遞升為相。在太學任教的博士，提供住宿，常有勞賜，并為之制作統一的冠服，待遇十分優渥。由此也可看出儒家經師在教育領域的地位與影響。

從太學學生的狀況來看，儒家的影響也顯而易見。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中主張“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所養之“士”本為“士農工商”之“士”，即“四民”之一，所以太學生主要出身于平民。公孫弘奏議中提到博士弟子即太學生的主要來源有二，一為太常挑選，二為地方貢舉，其對象都是“民”。太學生家境貧寒者也多不勝數，如蕭望之“家世以田為業”(《漢書·蕭望之傳》)，匡衡“父世農夫”，“家貧，庸作以供資用”(《漢書·匡衡傳》)，翟方進“家世微賤”，其母“織履以給方進讀”(《漢書·翟方進傳》)，倪寬為太學生時，“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漢書·倪寬傳》)。《漢書·霍光傳》中也有“諸儒生多窶人子”之語，顏師古注曰：“窶，貧而無禮。”這些都說明漢代太學生多為平民子弟的史實。自孔子創辦私學“有教無類”以來，儒家教育即堅持了這一優良傳統。太學開辦之初，正值獨尊儒術的漢代，既然統治者重視教化，自然不會排斥平民子弟了。只是由于入學途徑不同，入學后的地位待遇也有差異罷了：太常選送的屬“博士弟子員”，享受國家俸祿;地方貢舉者只是“受業如弟子”，故費用需自理，又顯示出儒家慣常的等級觀念。

隨著尊儒措施的不斷加強，太學生的人數也逐漸增加。太學設立伊始，僅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昭帝時滿百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漢書·儒林傳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同上)。東漢順帝時，太學生竟達三萬人，其中還有遠道而來的匈奴子弟，這種盛況實為世界教育史上所僅見。

在儒學獨尊的文化背景下，漢代太學以儒家經典為惟一的教學內容。其中《論語》、《孝經》為公共必修課，“五經”為專業選修課。考核也以通曉儒經的多寡確定等級，教育的儒學化于此可見一斑。

(2)地方官學。

設立地方學校以育賢才、廣教化，是儒家一貫的理想和主張，如《禮記·學記》所說：“古之教者，家有孰，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漢代最早興辦地方官學的公推景帝末年的蜀郡太守文翁，他“見蜀地鄙陋，有蠻夷風”，乃選小吏十余人到京師就學于博士。學成后，文翁即委以重任。又在成都修起學宮，招收各縣子弟入學，成績優秀者，授以官職。每到各縣視察，即帶通曉經典、行為規矩的學生同行，“使傳教令”。幾年后，當地吏民都以子弟入學為榮，蜀地“繇是大化”(《漢書·循吏傳》)。從文翁首辦地方官學的情況看，他是以儒家經典作為主要學習內容的，因此得到漢武帝的賞識，“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同上)。

平帝元始三年(3)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漢書·平帝紀》)這是漢代正式建立地方官學體系。其中“學”屬專科性質，“校”相當于中學，“庠、序”相當于小學。地方官學除辦學層次、辦學條件和正規化程度不如中央官學外，在辦學目的，教學內容上與太學大體一致，即以儒家的教育思想為指導。因此，地方官學的興起，使官方的儒家教育擴展到更大的范圍，初步具有了社會教育的規模。

(3)私學。

儒家雖然大力提倡官辦教育，但并不反對私人辦教育。儒家學派本身就是在孔子創辦私學的過程中形成的，后世儒者也大多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兼做收徒教學工作。漢代統治者接受了秦朝禁止私學的教訓，使私學重又繁榮起來。有漢一代，私學人數遠遠超過太學和地方官學。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官學滿足不了人們學習的需求，加之路途遙遠，入學又有資格限制，私學卻可以解決官學不足的矛盾，也有利于擴大儒學的影響。二是漢代有一大批精通儒家經典的學者，但被官學征聘者并不多，大部分人便自己設學授徒。尤其是漢代今、古文經學斗爭甚烈，古文經學不為官方承認，其經師便多從事私人辦學。三是由于官學制度尚不完善，不如私學自由擇師，更有利于探究學問。四是太學與私學講授內容均為儒經，同樣可以登上仕途，得教于名師大儒更可能官運亨通。由于這些原因，漢代私學極為發達。

遠在太學成立之前的漢代初期，私學就一直廣泛進行，諸如申公、伏生、田何、高堂生、董仲舒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的私家經學大師。漢武帝興太學立五經博士，就是從私家經師中選拔的。所以太學實際上也是在漢初私學的基礎上設立的。

漢代私學的發展過程，與儒學的發展密切相關。西漢前期，儒學尚處于恢復階段，私學弟子一般不多，少者僅數人，甚至是單線傳授。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儒學的發展進入了黃金時期，私學弟子也相應增加。不過由于官方只承認今文經派，古文經處于被壓抑的地位，所以睚孟有弟子百余人，贛遂有弟子數百人，已被視為不可多得的壯舉。隨著經學學派的繁衍，古文經派也在不斷發展。各派經師為了擴大影響，在政治上爭得一席之地，都要借助于私學授徒這條門徑，而經學人才的日益增多又促進了私學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東漢以后私學更為興旺發達，不僅名師輩出，而且拜門求學者成千上萬，蔚為大觀。私學弟子分為兩種，一是“及門弟子”，即親赴門下受業者;二是“著錄弟子”，即只錄其名于門生之列者，不必親來受業。后世所謂“拜門”，大抵即淵源于此。那些名師大儒聲勢顯赫，慕名求學者甚眾。如張興“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后漢書·儒林傳》上)，蔡玄“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后漢書·儒林傳》下)，樓望“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余人”(同上)。

儒學之獨尊對漢代私學影響也很大，儒家經籍同樣成為私學教育的主要教材。不過私學不像官學那么嚴格，教學內容較為靈活。官學以今文經學為主，而不被列為官方正宗學說的古文經學卻在私學中得以傳授和研究。不僅如此，私官學相比，私學更加富有活力，不僅學生可以自由擇師，而且師生均可各抒己見，故學術風氣較為濃厚。《后漢書》中所載各類經學著作約有一百多種，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為私家經師所撰，可見私學對儒學發展貢獻之巨。

除經師講學之外，漢代私學還有一種被稱之為“蒙學”的小學啟蒙教育，以識字和習字為主。獨尊儒術的結果使私學教育有了定向的發展，經師講學以傳授儒經為務自不待言，就連這類“蒙學”教育也滲透了儒經的教學內容。如當時的蒙學教材《急就篇》中就有儒家經典的介紹：“諸物盡訖五官出，宦學誦《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今文，治《禮》掌故砥礪身。”

總之，儒家經學的教育壟斷了漢代的官學和私學，貫穿了從啟蒙教育到學業大成的全過程，從而構成了以儒學為主干的比較完備的儒家教育體系和網絡。

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間，或多方割據;或南北對峙，國家處于長期的分裂戰亂狀態。由于政局屢變，社會不穩，使學校興廢無常，也使兩漢時期盛極一時的儒家教育受到很大影響。在意識形態領域，世族貴族崇尚玄虛，蔑視儒家禮法和繁瑣經學，一度出現“聃周當路，與尼父爭涂”的局面。加之佛學興盛，玄、佛合流，進一步動搖了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也打破了儒家對教育事業的壟斷。但是，崇虛貴無的玄學也好，鼓吹出世的佛學也罷，都不可能為統治者提供安邦治國的策略與工具，而儒學在這方面卻顯出了它的特殊優越性。因此，統治階級仍然需要利用儒學為其鞏固政權服務，這是那一歷史時期儒家教育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

東漢末年，軍閥連年混戰，根本不可能重視教育。僅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在鄴城之南作泮宮(學宮)。至魏文帝黃初五年(224)始立太學于洛陽，并制定五經課試之法，使儒學教育出現一線生機。然而太學生多數是為逃避兵役、徭役而入學的，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三國志·王肅傳》裴松之注引 《世語》)。師生素質如此低下，教育效果遂可想而知。正如《三國志·劉馥傳》所稱：雖立太學，卻“寡有成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除太學外，魏國也設過地方官學，然太學尚且如此，地方官學更不足掛齒了。此外，吳國于永安元年(258)下詔令按古制置學官，設五經博士，但此令并未實行;西蜀國小民窮，又連年用兵，更無暇顧及興辦學校。

西晉設“國子學”，東晉設“四學館”

西晉短暫的統一也使官學教育得到了暫時的恢復，晉武帝泰始八年(272)太學生達七千余人。在儒家經學建設上，這一時期也成就卓著，十三經中魏晉人作注的有五部。西晉在教育制度上的一大變化是武帝咸寧二年(276)設立了國子學，這是中國古代于太學之外專為世族貴族子弟另設的第一所太學，是世族特權在教育制度上的直接反映。晉惠帝元康元年(291)規定，凡五品官以上的子弟可入國子學，五品以下子弟只能入太學。自從國子學創設后，自此爾后，有時國子學、太學兩校俱設，有時一存一廢。在西晉后期的“八王之亂”中，“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儒學教育再度遭劫，太學、國子學都毀于戰火之中。

東晉偏安江左，官學大都有名無實。北方的十六國教育更處于蕭條之中。南朝劉宋時期，中央官學較為發達，在京師開設了“玄學”、“儒學”、“史學”、“文學”四個學館。四館的設立，說明儒學在學校乃至整個社會中的獨尊地位已不復存在。在此之前，官方學校教育幾乎被儒家所獨霸，文學、史學充其量被視為儒學的羽翼，如今已與儒學并駕齊驅。特別是玄學在教育領域的崛起，表明當時人們對學校教育的認識有了新的突破。饒有興味的是，其后的梁武帝，雖崇尚玄佛，卻詔開五館，設五經博士各一人，人主一館。五館雖系沿襲劉宋四館而設，但教學內容僅限于儒家五經。這說明中國古代的學校制度、教育措施以及學習方式等等，基本上適應了儒家經籍的教育內容，其它學派的教育始終無法與儒家抗衡，實為勢所必然。

北朝的官學同樣是時興時衰，但總的說來比南朝發達。北魏道武帝即位之初，就于京師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獻文帝時規定了州郡學校制度，遍設鄉學，每郡置博士二人。北齊天保元年 (550)規定，郡學于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每月朝祀(《闕里廣志》卷三)，是為地方官學立孔廟之始，成為儒家壟斷教育的一個象征。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私學也呈衰落趨勢，不過比之時興時廢的官學，仍然顯得興盛而重要。魏晉之際，儒學講授雖為主流，但也受到了玄學的沖擊。私學之中，既有博通五經的隗禧，講學至八十多歲;也有玄學大師嵇康。北魏太武帝曾下令嚴禁私學，規定對設立私學者全家抄斬，私學教師也要處死，但私學始終未能廢止。南北朝時儒經傳授仍占主導地位，并形成了“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的不同學風(《北史·儒林傳序》)。南方的雷次宗，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開私館聚集門徒百余人;北方的張偉，精通各種儒經，尤重“孝悌”之教，深受弟子敬愛。著名的“神滅論”者范縝的業師劉讞，“儒學冠于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南齊書·劉讞傳》)。 北方的儒學大師劉兆、張吾貴、劉蘭等，都有門徒數千人。可見，即使是在儒學處于低潮的魏晉南北朝，儒家教育也未失去它的主流地位。

隋設國子監，興科舉

隋朝的建立，結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據。文帝楊堅起初尚重教育，并專設國子監掌管全國的教育，設祭酒一人主持工作。從此，中國有了專門的教育行政機構，無寧說是教育制度上的一件大事。但文帝暮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隋書·儒林傳》)，故于仁壽元年(601)下詔裁減國子學學生，只留七十人，余學皆廢。這從一個方面說明統治者對儒學的態度，與官學教育的興衰直接有關。隋代教育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興科舉制度，公元587年始設志行修謹、清平乾濟二科。接著隋煬帝時又置進士科。科舉制延續了一千三百余年。儒學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教育的命運。

唐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以及弘文館、崇文館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教育事業極為發達。政府復興漢代的教育傳統，又繼承了魏晉南北朝以來教育的成果，于重振儒學的同時，也提倡道教和佛教。不僅如此，各種實學也有空前的發展。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至唐而大備，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備的學制體系。中央設國子監總管教育，下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等，此外還有弘文館、崇文館。其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以及弘文館、崇文館以儒家經典為惟一的教學內容，地方官學也大致相同，說明儒家教育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占有壓倒的優勢。

多種形式辦學，是唐代官學的一大特點。當時除專修儒經的學校以外，還出現了律學、書學、算學、醫藥學、獸醫學、天文學、音樂學等實科專門學校，門類眾多，范圍廣泛，林林總總，一時蔚為大觀。在歐洲，直到十七、十八世紀才出現這類學校，而中國唐代的實科學校卻早于歐洲一千年，實為中華民族之驕傲!

唐代各類實科學校的創設，固然是迅速發展的經濟和社會的需要，但也暴露了儒家教育偏重道德、人文教育而忽視自然科學教育的致命弱點。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教育，在塑造中華民族靈魂的過程中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巨大作用，而在促進自然科學的進步方面則顯得無能為力，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科學文化日趨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禮圣門

隋唐之際的官學發達，私學也頗為繁榮。不過與官學相比，私學幾乎是清一色的儒經教學，絕少涉及其它學科。可以說傳統的儒家教育更多地在私學中保持了它的本色。隋朝大儒王通，就是著名的私學大師。他的門徒中有十余人官至卿相，大唐的開國名臣如魏征、房玄齡、董常、姚義、杜淹、李靖、程元、竇威等，皆出其門下。唐代初年，劉焯、劉軌思、孔穎達等，均以耆儒開學授教。尤其是孔穎達，因精通經學而為太宗“十八學士”之一，奉命與顏師古等撰《五經正義》，成為官方認可的經學注疏定本。他在任國子博士、國子祭酒的同時，又私下授徒講學。中唐時以繼承儒家道統自命的韓愈也有類似孔穎達的經歷，官學、私學，一身而二任。此外，宿儒曹憲、王恭、馬嘉運、張士衡、尹知章、顏師古等，也都是以經師身份開辦私學的名家。

宋代興書院制度

宋代的中央官學與地方官學基本沿襲唐代，不過跟唐代相比也有一些改進。如為地方官學設置了專職學官，放寬了對學生出身的限制，教育經費較為固定，又增設了武學、畫學等。官學的教育內容也不斷增加，由于理學的創立和興盛，《四書》已成為重要教材，《五經》也增加到《十三經》。整個官方教育雖增設了一些實學專科學校，但仍以儒學教育執其牛耳。

宋代的教育領域，最有特色的當屬書院制度。書院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特殊教育形式，也是儒家教育制度在封建社會后期的重要體現。宋代開國之初，統治者為統一南方，無暇顧及官方教育。為了滿足讀書人的需要，一些儒家著名學者便選擇山林僻靜處辦起了專以授徒講學為業的書院，從此儒家教育體系中增加了一種新的教育機構形式。當時最著名的有白鹿洞、岳麓、應天府、嵩陽、石鼓、茅山六所書院。南宋時，由于理學的影響不斷擴大，以理學大師朱熹為首的一大批名儒力倡書院教育，名儒講學亦多在書院，所以掀起了書院教育的高潮。

書院以私人創辦為主，以后有時為半官方性質，但仍保留著私學教育的特點。盡管如此，書院仍然建立起完備的組織機構與學規。書院的學規最能體現儒家教育制度的性質。著名的《白鹿洞學規》即出自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之手，它把教育的目的規定為培養掌握“五倫”的“圣人”，即明了封建道德倫理規范和宗法等級制度，這正是儒家教育的指導思想。《白鹿洞學規》的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一得，反求諸己”。所有這些均體現了儒家對道德修養的要求，以及由己及人的修身過程，當然也滲透了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欲思想。

由于宋代書院基本是由理學家創辦的，故其教學與理學的關系至為密切。理學特別推崇四書五經，書院自然以此為基本教材，而且這些儒家經典大都經過了理學家的重新解釋，滲透了理學精神。此外，理學家還把自己的講義作為書院的重要教材，如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程顥的《明道學案語錄》、程頤的《伊川語錄》、朱熹的《朱子語錄》等，都是書院學生的必讀之書。在教學中，書院從一開始就把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行放在首位，并從制度上對此做了規定。《白鹿洞學規》首列“五教”，即“五倫”，并特別指出：“學者學此而已”。自此以后，書院絕大部分的教育都是講如何修身，如何待人接物，這就把儒家偏重道德修養的傳統教育思想推向了頂峰。

宋代書院又恢復了北齊時于地方官學立孔顏廟的做法，全都供祀孔、孟等先圣先師，所不同的是，還要同時供祀某個學派的大師。其作用是樹起一面旗幟，讓師生時刻不忘本學派的教育傳統，擴大本學派的影響，可謂用心良苦。值得稱道的是，書院在堅守一派學旨的前提下，并不排斥異己，反而經常開展不同學派之間的交流。如著名的朱、陸白鹿洞講會，便是儒家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朱熹和陸九淵是兩個不同學派的領袖，1175年曾在鵝湖寺公開辯論，但雙方并未心存芥蒂。1181年，朱熹特邀陸九淵赴白鹿洞書院講學，深為陸九淵的精彩演講所折服，并請陸把所講內容寫成講義，刻石立于院門，還親自寫了跋語。這為不同學派在書院的相互交流、自由講學樹立了一個范例。此風一開，其它書院紛紛起而效仿，有力地推動了理學思想的發展，也為儒家教育開創了一個良好的學術風氣。

宋代以前的儒家教育，往往把讀書與做官連在一起，學校不過是培養官吏的場所，而宋代的書院在辦學指導思想上卻公開聲明是為學術而不是為功名，這標志著儒家教育觀念的一個重大變革。書院的講會使不同學派共同講學，互相論辯，取長補短，實在是開展學術交流、促進學術發展的好形式，這在以科舉入世為目的的官學之中是不可能辦到的。書院的講會制度一直延續到清代，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它促進了近代教育的產生，實在是功不可沒。明清強化科舉制

明清兩代的官學規模很大，但學校的設置沒有多大變化。只是由于完全納入了科舉的軌道，故一般知識分子只知讀八股時文，“而他書一切不觀”。清代的學校進一步顯示出科舉附庸的性質，入學純粹為了應舉，標志著傳統的儒家教育已入窮途末路，同時也預示著它必將為充滿活力的近代教育所取代。

綜上所述，儒家教育的目的、內容、教育制度等等，都是以鑄造靈魂為核心的。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注重氣節與操守，強調歷史使命感，把個人擔當的社會責任與個人道德的完成統一起來，形成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道德教育與修養的方法與原則。儒家教育重視道德修養的傳統促進了中華民族優秀美德的形成。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精神文明。在鑄造中華民族靈魂的過程中，沒有哪一個學派能像儒家這樣不遺余力而又影響深遠，儒家的許多優秀教育遺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魅力。

但是，儒家教育既給中華民族增添了光輝，也為中國社會的發展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儒家的教育制度既是一筆不小的精神財富，也是一個明顯的發展障礙。儒家教育幾乎把道德教育作為唯一的內容，知識教育完全、是為道德教育來服務。它不主張積極向外探求，忽視甚至反對自然科學知識教育。在儒家教育制度的影響下，教育只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這就造成了教育與科學技術的脫節。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科學技術水平的全面落后，正與儒家傳統教育的片面性與狹隘性有很大關系。

正因如此，總結和吸取儒家教育中具有真理價值的精華，批判其糟粕，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