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與中國史學·史官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史官的產生及史官制度的建立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史學的發生、發展。中國文字創始于什么時候，學術界意見尚不一致。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古的文字，是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但殷墟甲骨文屬于殷商后期，已是比較成熟的文字。中國文字的起源，必然遠在甲骨文之前，郭沫若說：“漢字究竟起源于何時呢? 我認為，這可以以西安半坡遺址距今的年代為指標。……半坡遺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認為，這也是漢字發展的歷史。”(《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根據傳說，漢字為五千年前黃帝時代的倉頡、沮誦所創造，因此古籍所載的中國最早的史官，是傳說中的倉頡、沮誦。如《荀子·解蔽》、《韓非子·五蠹》、《世本·作篇》、《鹖冠子·王鐵》、《呂氏春秋·君守》、《說文解字·敘》等均作如是說。事實上，漢字的創造，絕非一人一時之作，如果說倉頡、沮誦創造漢字，那他們是先民從眾多的漢字發明者中找出的作為紀念和表揚的代表，至多也只能說他們在先民創造的基礎上做了規范化的工作而已。古人承認倉頡、沮誦是史官，恰恰說明了史學與史官的產生同時。

根據現有的資料分析，夏代應當有了廣泛應用的文字。夏代進入了階級社會，出現了國家。正式確立了帝王世襲制度，設官分治其統治區域，有了刑法，有了禮儀制度，要說沒有文字是不可設想的。因此，夏代有國家機構性質的史官，應當是不成問題的。如《呂氏春秋·先識》就載有夏末時一位叫終古的太史令的故事，說夏桀暴虐無道，貪樂縱樂，終日不理朝政，于是“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奔如商”。終古哭著苦苦勸諫，桀不但不聽，反而責罵他多事，終古只好抱著典籍逃離夏后投奔商湯了。夏代的太史令是記事的史官，兼管天象、歷法，也是諫官。夏代還設有掌管天文的史官羲和。《尚書·堯典》說：“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據《左傳·昭公十七年》載，夏代仲康時的羲和是個貪杯的酒鬼，經常擅離職守回家喝酒，結果未能及時地觀測出日食，引起“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的混亂局面。事后仲康命令候率兵前去觀象臺征討他，把他按罪正法了。

商代設置史官，則更無疑問，今天看到最早的“史”字，就在甲骨文中。除“史”字外，甲骨文中出現的史官名稱有“乍冊”、“尹”等字。“乍冊”，史籍多稱“作冊”，后世稱為太史。作冊的職務一是掌握刀筆，記錄王言，刻寫卜辭，制作策命。乙辛卜辭《前》4·27·3說：“王其寧小臣 ，叀乍冊商 ，王弗每。”意即作冊受王命賞賜小臣舍，并把這一史實制成策命，刻在甲骨上。二是記錄王事活動，編寫典章史冊。《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典是放在書架上的竹簡，冊是用繩子編著的竹簡。這里說的典冊，就是指作冊官記載殷商祖先推翻夏王朝的歷史文獻。三是保管典章文書，并可按照王朝的典章制度力諫勸阻祭祀、典禮、冊命等重大活動中的越規事宜。例如帝乙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啟，小子叫受。啟雖是長子，但不是王后所生、屬“庶子”，受雖是小兒子，可他是王后所生，為“嫡子”。帝乙很喜歡啟，欲立啟為太子。太史官知道此事后，極力勸阻，認為這是嫡庶不分，不符合先祖們創立的宗法制度。帝乙沒有辦法，只好遵制立受，封長子啟于微。受就是后來的殷紂王，啟就是人們說的微子啟。這次勸諫雖然成功，但給殷商王朝造成的卻是無法換回的、極為悲慘的損失。商代史官的名稱還有“內史”。內史又稱守藏史，是一種專門管理典冊的官，類似后世和近代的檔案館負責人。傳說篯鏗即彭祖曾任過商朝的內史(見舊題劉向《列仙傳上》、葛洪《神仙傳一》、干寶《搜神記》及成玄英《莊子·逍遙游疏》、陸德明《釋文》引《世本》)，《呂氏春秋·先識》說商末的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圖法即典冊，商王朝的典章制度、法規。商代史官的這些職稱，直到西周初期還在沿用著，西商金文里就有“作冊”、“內史”、“作冊內史”、“作冊尹”、“內史尹”等稱呼。據王國維考證，“作冊”和“內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所以有“作冊尹”、“內史尹”的職稱(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卷六)。

到了周代，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社會活動的繁多，國家機構也在增加、完善，于是史官也逐漸有了明細的分工，史官制度也得以確立。周代的史官名稱頗雜，諸如太史、內史、外史、小史、左史、右史、御史等。《尚書·酒誥》中還有“太史友”、“內史友”之稱。內史又分作冊內史、作命內史、作冊尹、內史尹等。從周朝開始，不僅王室有史官，各諸侯國也設史官。如魯國有太史(參見《左傳》文公十八年、昭公二十年、哀公十一年，《國語·魯語》)，鄭國有太史(參見《左傳》襄公三十年、昭公元年)，齊國有太史、南史(參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國、晉國有左史(參見《左傳·昭公十二年》、《國語·楚語》及《左傳·襄公十四年》)，趙國、秦國、韓國有御史(參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戰國策·韓策》)，秦國還有內史(參見《史記·秦本紀》)，晉國還有董史(參見《左傳·昭公十五年》)。有的諸侯史官還是周王賜予的，如《左傳·定公四年》記載伯禽在周初受封于魯，周王就給他帶去了“祝、宗、卜、史”。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王室和各國史官有名可考者有數十人之多，這些史官的職業都是世襲的。據《史墻盤》和同組銅器銘文所載，微氏家族就是世代的史官，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漢代，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述其父司馬談之言說：“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