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在海外的早期傳播·以儒學及其文化傳統研究為中心的原始漢學的興起·原始漢學的最初基礎

十五世紀末是世界航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非洲好望角的繞航，美洲的發現和歐亞航道的開通，直接促進了東西方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人類歷史上才有了大西洋時代和印度洋、太平洋時代所構成的世界文明。而十六世紀正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迅速地開展，封建等級制和農奴制的廢除，自由勞動力市場的建立，給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帶來了生機。西方人開始了反對天主教統治的斗爭，擺脫了神與宗教的羅網，沖擊了地中海的文化圈，越過大海大洋向外拓展，開始尋找人文主義的新文化，以反對經院哲學與禁欲主義的宗教神學。這時，中國明朝航海家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二十八載，生于意大利熱那亞的哥倫布和葡萄牙人麥哲倫先后兩次奉西班牙國王之命，勇敢地探索了世界，都對東西文化的交流和原始漢學的興起作了貢獻。

原始漢學的興起正是在這一時期隨著意大利、葡萄芽、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傳教士的東來而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意大利那坡利人羅明堅(Michel Ruggieri，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先后于1580年和1583年自印度抵澳門來到中國。

羅明堅是耶穌教會來華最早的傳教士。他先在澳門修學漢語，后在中國布教八年，著有《天主教實錄》(1584)，是稍具研究中國之著作，也是近代基督教義最初漢文著作。

利瑪竇神甫先至澳門學會了漢語，能說會寫。后到廣東的肇慶、韶州等地逗留，又到南昌、南京布教。到北京后，他脫僧衣，著儒服，盡心于市民教化，接近中國士大夫，建設教堂，四年得信徒二百人，并介紹秦西學術，為西學東漸史劃一紀元開了先河，深得國人敬重。他講漢語，在給中國人洗禮傳教之前，首先接受了中國文化洗禮。他把西學介紹給中國，又把儒學和中國的情況介紹到歐洲。他為原始漢學的興起著有《交友論》、《畸人十篇》、《廿五言》、《利瑪竇日記》及《天主實義》等書，還與明代大學者徐光啟、李之藻合作著譯《乾坤體義》、《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科學書籍，更受中國人之尊崇敬重。

利瑪竇在上述著作中，對中國有了三條的文化進路。一是引進了西方的科學和技術。因他來到中國的時代，正值歐洲隨著布魯諾、開普勒、康帕內拉、培根、伽利略、笛卡爾等人而開始其近代科學運動的時代。利氏翻譯并介紹了歐幾里德式的幾何學進入中國科學界，還論及了亞里士多德的實體、附性和四因理論，還引進了許多新的科學儀器和新的計算技術等，這些都有助于中國科學經驗層次的發展。香港1970年《公教真理學會》第一冊曾講到“上海鐘表業都奉行利瑪竇祖師，有利公塑像，每月朔望都受鐘表修業之膜拜”。由此可見，利氏對中國鐘表技術的貢獻。

是利氏的許多道德義理的倫理著作吸引了中國人的注意。因為他的道德觀是克己、去私欲和立德行的。他認為：“塵世只是寄旅，人終將行向天堂;本性與德行有異;若想有德，必須改過遷善。^”(《國際漢學》)第1期，第236頁)他強調省察和悔改的修德方法，他不僅提出道德理想，而且強調以工夫論去實現，達到理想的境界。這些都比較接近中國的佛教和新儒家的道德觀，所以深得當時國人的喜愛。

是利氏的良知和良能論和中國孟子有相通之處。利氏說：“吾不待學之能為良能也。今天下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上尊，被難者吁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為惡者捫心驚懼如懼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能使之自能尊乎。”(《天主實義》)上卷，第3頁)這和孟子儒學所言“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何其相似乃爾。總之，利瑪竇通過這三條文化進路為中西文化的相遇開辟了康莊大道。

此后，傳教者東來漸多，為原始漢學的普及奠定了基礎。例如，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ales deMendoza)奉命東來，雖不渡華，空返故國，然在墨西哥傳聞中國事情，自著一書，名為《中華大帝國史》(1583年初刊于羅馬)，成為西方漢學史上關于中國的重要文獻之一，“實西洋關于中國專籍之嚆矢……包括詳述中國禮俗之西書也。其第十三章漢字之條……為西洋印刷介紹漢字最初之書”(莫東寅《漢學發達史》，第62頁)。葡萄牙人魯德照(Alvarezde Semedo)1613年到南京，后住杭州、上海等地，從事布教。1628年派至西安，晚年逝于廣東。著有葡文撰寫的《中華帝國志》(Lmperio de LaChina)于1642年在西班牙京城馬德出版，是一部漢學名著，是“為西籍正確印刷漢字之嚆矢”。

德國日耳曼人湯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1591—1666)，精通數學與天文學，來華前與意大利著名科學家伽利略同為靈采科學院的院士。1619年來華，先抵澳門，后進北京，與徐光啟等士大夫交游頗篤。他修訂《崇禎歷書》為陰歷《時憲歷》，沿用至今，是一位西學東漸的實踐者，最近德國郵局特發行紀念郵票一枚為紀念他誕辰400周年，德國湯若望基金會還舉辦了一系列學術報告會等，以緬懷這位中德友好的先驅。康熙年間的德國來華傳教士和耶穌會在華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戴進賢(P. Lgany Koegier，1680—1746)，也是伽利略的密友和靈采科學院的院士，著有《奇器圖說》等，為中國介紹了伽利略的學說，同時也傳播了東方的文明。清初來華的奧地利恩理格(P. Christian Herdtricht)與人合編的《孔子儒家哲學》，是最早的關于《論語》、《大學》和《中庸》的歐文譯本之一。雍正時來華的德意志人魏繼晉(P. Florian Bahr，1706—1771)，于乾隆年間在北京編著一部《德華詞典》，收有2200多個字詞，但未出版。本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學者福克司(Walter Fuchs)來華時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這部手稿，于1937年整理出版，改名為《首部德華詞匯》。

柏林教士兼東方學家米勒(Andreas Mueller，1630—1694)在倫敦學習漢語，回國后潛心于中國研究，編輯過《關于契丹國的歷史和地理論集》(1670)，編譯了《馬可波羅游記校本》拉丁文本(1671)。此外，還著有《中國的碑刻》(1672年出版)、《中國歷史》波斯文本(1678)、《中國地理歷史論考》(1671)、《中國雜事七講》(1674年出版)、《北京官話辭典標本》(1680年出版)、《漢文造釋》(1685)、《阿布答拉貝達威中國史釋注》(1689)及論文集《東方論篡》(1695)，使他成為歐洲學者中中國歷史和漢語的專家，是德國漢學史上的開山祖。

德國普魯士人門澤爾 (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博士，約六十歲時才開始學習中文，對漢學的研究極有成就。他編篡了一本《拉漢小辭典》(1685)借用明代的《字匯》為書名。接著又發表了一部《古今中國帝王年表》，巧妙地避開了中國紀年與《圣經》中大洪水紀事的年代沖突。還有未刊的《中國語初步》和《中國辭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