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的崛起·危機與中興

如果說第一代新儒家是在明槍暗箭的左右夾攻中奮起，那么第二代新儒家的處境就好多了，受到政治、學術和民眾、社會輿論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抗日戰爭爆發，民族意識空前高漲，國共兩黨皆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大張傳統文化之幟，從而使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社會思潮發生明顯的轉向;民族危機的到來使救亡再一次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而“救亡不僅意味著軍事上收復失地和政治上奪回主權，而且必然伴隨著對民族文化的肯定和發揚”(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論》)。要激起全民團結抗戰的信心，也沒有比表彰民族文化，宣揚民族的優越性、文明的燦爛輝煌和文化的民族精神更有力的了，“今外侮日迫，吾族類益危，吾人必須激發民族思想。念茲在茲”(《十力語要》卷一)。這對新儒家的發展無疑是一個良好的契機。新儒家也充分利用了這個契機。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1937年，沈有鼎在第三屆中國哲學年會上作《中國哲學今后的發展》的報告，可以說是第二代的先聲，也為第二代作了渲染與鼓動。賀麟1941年發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對“五四”以來的儒學發展作了概括和總結，指出“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上的危機”，因此，“民族復興本質上是民族文化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而中國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時代”，“新儒家思想的發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潮”。這既是新儒家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動向的體察，也是新儒家的文化使命意識和自信心的流露。賀麟還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西方學術文化的輸入，是使儒家思想得以新發展的兩大動力，因此，“欲求儒家思想的新發展，在于融會吸收西洋文化的精華與長處”，用西方哲學、基督教和藝術思想改造發揮儒家之理學、禮教和詩教。賀麟無疑指示了新儒學發展的方向和方法，此后馮友蘭和第三代新儒家都在融會中西的路上進行儒學重建的努力。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馮友蘭連續寫出《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貞元六書”，運用西方哲學方法處理中國哲學材料，融合新實在論和程朱理學，建構起新的形而上學思想體系。現代新儒家之“新”主要體現在運用西學改造中學，在這一點上說，第二代比第一代更能表現出“新”的色彩，賀、馮等人都有西方留學的經歷，比梁、熊等人對西方哲學文化有深刻全面得多的把握和理解。正因為如此，他們比第一代的眼光要開闊，“馮友蘭、賀麟等人可以說是最開放、最理智、最少偏見的一代”(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論》)。在運用西方哲學的概念、范疇和邏輯分析方法，對中國傳統哲學進行理性思辨，從而實現儒家學說的邏輯化、系統化和現代化上，第二代新儒家不但指出了方向，而且進行了初步嘗試并取得重要成果;第三代新儒家在這一點上繼承了第二代，雖然他們始終否認馮等人。但第二代新儒家并沒有獲得充分完全的發展，只有錢穆特殊，由史學拓展到對中國文化的全面闡釋，基本上建構起他的文化哲學體系，這正如第一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以時間的延續實現了哲學的最終完成。第二代新儒學沒有充足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民族危機的解除，國內社會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一方面也與個人品格、心性和經歷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