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漂泊與尋根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

我只是過客。

詩人鄭愁予的名句是五十年代臺灣人心態情感的最好寫照。中國人向來有一種強烈的鄉土意識，離鄉背土總使他們感到漫無所依，身如浮萍，飄忽不定。中國文學中因而彌漫著一股濃郁的懷鄉情愁，塞客衣單，游子心寒，漢妾辭宮，楚臣去境，去國的愁思又較離鄉遠甚，所以顛沛流離海外的中國人總懷抱一抔鄉土，以慰藉那不盡的鄉愁。1949年隨著國民黨逃離大陸，一大批大陸本土人飄洋過海來到臺灣孤島，離開了他們世世代代生長的土地。但強烈的鄉土意識阻礙了他們與這個孤島建立起血肉聯系;反攻大陸的喧嚷又使他們有所期待和企盼而不愿在孤島生根，他們總覺得離開大陸是暫時的，一定有返鄉歸國的一天。然而海天茫茫，自然的政治的阻隔把他們強烈迫切的尋根希望化作泡影，但他們如何能心甘，依然期望，依然鄉愁，因而他們依然是飄忽生活，依然是寄居心態。文學總是敏感的，五十年代的臺灣文學典型地反映了當時的普遍心態，如白先勇的《臺北人》等。處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中，亦如居孤島，都是一樣的飄泊孤零。由于遠離大陸本根，浪跡海隅，臺、港普遍產生了一種地理上的漂泊心態和尋根意識。

第三代新儒家在同樣的遭遇下來到港臺，自然也染上同樣的心態，而他們深厚的文化意識和敏感的心靈使得他們的體會和感受比別人更深更切。大陸巨變在他們的情感上心靈上造成極大的震驚，“天崩地圯，斷潢絕港”(牟宗三)，仿佛是“末日的審判”(徐復觀)，“頓覺前路茫茫，天昏地暗”(唐君毅)，終于“以浪跡天涯之心境，逃難于海隅”(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序”)，“而我的親友、家園、山河、大地，也都在一夜之間，永成隔世”(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自序”)。身處此境，“在天蒼蒼，野茫茫之下，當然不勝黍離故園之思”(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思之既久，慢慢地將愛好都改變了，陸放翁慷慨悲歌之氣不再合于現在的心境，“對于流亡的來說，則豳風《七月》的詩，較之歌頌宣王南征北伐的詩，更有親切之情，更增加對鄉土的慕戀”(《學術與政治之間》)。就在這種鄉土故國的愁思中，他們等待著企盼著，時光就在等待企盼中流逝，流逝出更濃更重的愁思。唐君毅說：“我個人自離開中國大陸，轉瞬十二年。就聞見所及，大約最初六年，流亡在外的僑胞，都注意到如何再回大陸，而只以僑居異地，為臨時之計。但最近六年，因國際政治現實上，茍安之趨向轉盛，而大家亦多轉而在當地作長期寄居之想?！钡貧w大陸故土總不能忘，“抱這些期望的人，飄流在外，等了五年、十年、快十五年了。人時時期望，此期望亦似隨時可能實現。然亦可永遠只在期望之中”(《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期望“明天”能圓返歸故里的“舊夢”。然而故鄉飄渺，舊夢難圓，只好以回憶早年在大陸的人事來消化排遣(唐君毅、徐復觀寫了相當多憶往事、懷鄉記之作)，但回憶不過再添一份鄉愁罷了，還是許愿和祈盼吧?！拔蚁肴怂嬲蟮模€是從哪里來，再回到哪里去。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現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墳上，生父的墳上，祖宗的墳上，與神位前，進進香，重得見我家門前南來山色，重聞我家門前東去江聲，亦就可以滿足了。”(《人文精神之重建》)以孝著稱的唐君毅連人子之孝都未能盡，這份最低的祈盼也就只能化為一腔至死未了的情思。更令人驚奇的是，徐復觀幾乎懷著和唐君毅完全一樣的情思，“我的生命，不知怎樣地，永遠是和那破落的灣子連在一起，返回到自己破落的灣子，才算稍稍彌補了自己生命的創痕”，回到故里，就“應去看看在‘羅家榜’埋著的祖父、姑母，十六歲便夭折了姐姐的墳，不知還是否存在? 我的父親母親哥哥的墳，也預定要放在這里，不知是否得到允許? 假定這些墳已經被毀了，我也要作一個象征式的恢復。然后在旁邊，為自己和妻，留下兩個穴地，并預先吩咐，在我死后的墓石上，刻下‘這里埋的，是曾經嘗試過政治，卻萬分痛恨政治的一個農村的兒子—徐復觀’三十個字”(《徐復觀文錄選粹》，《舊夢、明天》)。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懷喲!所以如此之癡迷，之一往情深，是因為“流亡者的靈魂的安息地方，不是懸在天上，而是擺在你所流亡出來的故鄉故土”(《學術與政治之間》)。

寄居異地，歸鄉無望，尸魂永遠只能在他鄉游蕩，異域漂零，這種“絕望之境中的痛苦的感受”單是地理上的已經叫人難以忍受，再加上文化上的更叫人何以堪? 但若僅是地理上的，也不會成就第三代新儒家;正是遭受了身體上和精神上“雙重的放逐”，感受著地理上和文化上“雙重的漂零”，才有第三代新儒家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