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新石器時代的山西文化·陶寺類型文化

陶寺文化遺址位于襄汾縣城東北約十五華里的崇山(今俗稱塔兒山)西麓陶寺村南，面積約三百多萬平方米，包括居住址和墓地兩部分，內涵極其豐富。“在中原龍山文化遺址中，陶寺遺址是已知規模最大的一處，非一般氏族聚落可比擬。而其龐大的墓葬群，尤屬前所未有的發現。”(田昌五主編《華夏文明》第1集)陶寺文化的歷史年代，約在公元前二十五六世紀至公元前二十世紀，也就是距今四千四五百年至三千九百年間，經歷了五六百年的發展。可分早、中、晚三期，每期估計為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上下。這個文化年代，大體相當于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也就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及其向前推進的初期階段。古史記載的“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都屬于晉南地區，而從歷史年代和地理位置看，陶寺遺址有可能就是帝堯陶唐氏的文化遺址之一，或者說帝堯陶唐氏的統治基地。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陶寺遺址所在的臨汾盆地汾河、澮河流域之間崇山周圍平原上，還曾發現多處與陶寺文化性質相似的遺址，如曲沃方城、東許遺址等，面積都在一百萬平方米以上。不僅如此，據目前所知，“在北起臨汾，南至侯馬，東起翼城、絳縣，西至河津的范圍內，沿汾河和澮河兩岸，已發現陶寺類型遺址七千處。尤以崇山周圍一帶遺址為密集，大型遺址也比較多”(同上書)。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階段，以崇山周圍汾、澮三角洲地帶為中心的山西晉南地區，曾經有過長達五六百年的文化繁榮期，它直接孕育和誕生了中國古代文明，由此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總根系的“直根”。所以，陶寺文化對于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總起來可以這樣說：陶寺文化的遺物和遺跡，特別是前所未有的龐大墓葬群，對于復原我國古代階級和國家產生的歷史，再現我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歷程，提供了富有說服力的文物依據和典型例證。以下分四個方面談談陶寺文化的主要內涵和它所反映的社會面貌。

(1) 原始農業高度發展

陶寺遺址出土的文物表明，原始農業生產在當時獲得了高度發展，陶寺先民過著長期穩定的農業定居生活。在我國新石器時代中期仰韶文化階段，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原始農業，到了陶寺文化時期，農業生產又獲得新的更大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其一，農業生產工具更加完備成套。既有石制的刀、鏟、斧、錛、研磨盤和磨錘，又有骨制的刀、鏟和蚌刀，還有木制的耒、耜之類。其中，用作砍伐樹木的石斧和耕墾土地的石鏟都已配套成組，說明當時的農業生產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其二，已經掌握了鑿井技術，并積累了相當豐富的鑿井經驗。遺址中發現了四、五眼水井，最大井深十三米以上，近底部都有用條木疊壘起來的護壁木構，以防止井壁坍塌，類似于后來的井圈。水井是我國古代農業史上的一項偉大發明，它不但可供人們飲用水、燒陶用水，而且是農業灌溉的主要水源，同時也是古代所謂“處商必市井”(《管子·小匡》)的歷史先河。因此，陶寺文化中成熟的鑿井技術，在當時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其三，發明了儲存谷物的糧倉。陶寺墓地中發現木制的“倉形器”模型，為一圓柱體，上有蘑菇形蓋頂，周圍凹進三個拱形頂小洞，整個形狀近似秦漢墓中出土的攢頂陶倉，顯然是陶寺人的糧倉模型。這說明，隨著農業生產的高度發展，糧食已經有了大量剩余。其四，建造起了長期定居的房屋。陶寺居住遺址中發現大量的小型房基，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窯洞式三種類型，室內地面和墻裙多用石灰涂抹，以增強防潮力和室內亮度。還發現一座類似現代的石灰窯。這不但是當時農業定居生活的寫照，也說明已經有了較高水平的建筑業技術。總之，陶寺先民創造了高度發達的原始農業和高度繁榮的農耕文化，這是他們能夠率先進入文明社會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

(2) 原始畜牧業勃勃興起

伴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以養豬為主的家畜(禽)飼養業也普遍發展了起來。進入新石器時代后，古人類已比較普遍地飼養了家畜和家禽。首先出現的一批家畜(禽)是豬、狗、雞和牛。豬和狗在北方地區為最常見、最重要的家畜，尤其是家豬，在經濟上始終占據重要地位，養豬業愈到后期愈加發展。這一點，在陶寺文化中表現得很是典型。如墓葬中出土的家畜骨骼化石，豬骨數量最大，有的拿整豬作為隨葬品，也有的是豬下頜，多者可達數十付，此外還有牛、羊、狗等家畜。說明畜牧業在當時有了很大的發展，養豬業尤其普遍和重要。

(3) 原始手工業進一步繁榮

在原始農業和畜牧業發展的基礎上，原始手工業也進一步繁榮起來，已經構成獨立的社會生產部門。在當時，不僅有了相當進步的制陶、制骨、制石和原始紡織等手工工藝，還出現了木工、彩繪髹漆和玉、石鑲嵌等新型手工工藝，表明手工業生產技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顯示出了社會生產的日益多樣化和專業化。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的手工業生產，已不僅是為滿足本氏族成員的生活需要，而是具有了商品生產的性質，甚至已不再限于家庭副業的規模，它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社會生產部門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農業生產率有了很大提高，出現了剩余產品和剩余勞動力，才有可能投入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產。更引人注目的是，有些跡象表明，在當時的手工業生產中，尤其是木工作業中，顯然已經使用了金屬工具。因為，倘若沒有格外鋒利的金屬鑿子，很難想象能做出那樣棱角分明的卯眼。那末，陶寺文化時期有沒有出現銅器和冶銅技術呢? 這是人們長期關注的問題。現在事實證明，陶寺遺址已經出現銅器，陶寺先民已經掌握了冶銅技術。如1983年在一座規模不大的墓葬中，發現了一件鈴形小型銅器，長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屬于紅銅制造器，含銅量為97.8%。這件銅器的發現，為探討中國早期銅器的冶鑄，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它可以說是中國青銅器時代的歷史前奏。

(4) 階級和國家已經形成

從陶寺墓地的遺物和遺跡可以看出，陶寺先民已經分裂為窮人和富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有絕對權利的人和毫無權利的人。說明在陶寺文化時期，階級已經產生，國家已經形成。

陶寺遺址已發掘出一千余座墓葬，按其規格、品位可分作大、中、小三種類型;從數量看，大型墓最少，小型墓最多，中型墓居中。三種類型的墓葬，反映出嚴格的等級制度，而且，每一類型的墓葬又存在著若干等級。這種等級懸殊的狀況，顯然是由墓主生前的社會地位及其對財產的占有關系所決定的。其中，大型墓葬穴寬闊，葬具皆用木棺，棺底鋪墊硃砂，隨葬品極為豐富精致。墓主均系男性，生前顯然是特權階層的部落首領或奴隸主貴族。中型墓的規格品位次于大型墓。墓主有男性，其生前也應是貴族特權人物;也有女性，對稱分布于大型墓的左、右兩側，并有精美的裝飾品隨葬，說明她們生前是大墓墓主的妻妾。小型墓墓坑窄狹，僅能容尸，埋葬極淺，以至有的骨架被后來的地表層破壞殆盡，多無木質葬具，有的是用簾泊卷尸，幾乎沒有隨葬品。由此可見，陶寺墓地正如同一座由若干等級臺階構成的金字塔，塔的最底層是占人口絕大多數但卻一貧如洗的窮人，有的或許就是奴隸;處于塔尖位置的少數特權人物，其死后寬闊的墓穴，講究的葬具和豐富精致的隨葬品，顯示了他們生前的富有和威勢。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型墓和某些中型墓中還有禮器、樂器、兵器和蟠龍圖案這樣的隨葬品，這更是國家政權已經形成的實物象征。在我國古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宗教祭祀與軍事活動，是古代國家二位一體的頭等大事。所以，用作祭祀的禮器、樂器和用作戎事的兵器，都是王權的象征;龍，不僅是華夏民族崇拜的神物，而且更是“王權”和“天威”的一種標記。墓葬中發現的禮器有玉瑗、玉琮和玉鉞。據說，古人拿圓形的璦來祭祀天，拿方形的琮來祭祀地，象征著宇宙空間“天圓地方”的觀念，作為隨葬品，顯示了墓主生前的權貴身份和主宰地位。鉞，本來屬于兵器，但隨著國家的出現，鉞也演變為統治者舉行儀仗活動的禮器了。所以，陶寺墓中的玉鉞，刃部很鈍，不見使用痕跡，顯然不是兵器而是禮器了。墓葬中發現的樂器有特磬、鼉鼓。特磬是宴樂、祭祀之器，擊磬歌舞，不僅是統治者的享樂，更是權力的象征;鼉鼓屬于王室樂器，是通神之器，同樣象征著統治者的威勢和權力。重要的是，特磬和鼉鼓這兩種王室重器，隨葬于同一大型墓中，更足以說明當時已經形成了國家政權，出現了行使國家權力的最高統治階層。墓葬中發現的兵器有大量成束成組的石鏃和蚌鏃。在舊石器時代，鏃和弓箭曾經是帶有革命性的狩獵工具，到陶寺文化時期，便發展成為銳利的兵器了。說明墓主生前可能是有特殊地位的武士。武士階層的出現，也是國家形成的重要標志。此外，在一座大型墓中還發現了彩繪蟠龍紋陶盤。在古代文獻中，龍與夏民族的關系十分密切。據說，到大禹時代，終于形成了一個以龍為圖騰的夏民族，大禹作為夏民族的首領，被看作是龍的化身和夏民族的保護神，受到人們崇拜。所以，中國自古是以龍為象征的國家。陶寺大墓中以蟠龍圖案作隨葬品，其墓主生前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總之，陶寺遺址中等級懸殊的墓葬群，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鮮明的階級圖畫，它對于復原我國古代階級和國家產生的歷史，再現我國古代文明 起源的歷程，是以往某些零星材料所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