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閩文化·朱子閩學學術思想的源流·學術淵源

閩學“是朱熹之學，正如濂溪之學為濂學，二程之學為洛學，橫渠之學為關學一樣，以地名代表人名標明宋代理學的一個支派的名稱”。(參看陳元暉：《閩學源流》序)“朱熹之學”，既可以理解為朱子的學說，亦可以解釋為朱熹所創立的閩學學派。從根本上說，閩學的形成和確立，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儒學哲理化的產物，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產物，是兩宋八閩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是朱熹集宋代理學之大成的結果。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別號考亭、紫陽。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生于福建尤溪，卒于建陽考亭，葬于建陽黃坑大林谷。一生歷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據朱熹女婿黃干所著《行狀》記載，朱熹在同安、南康軍、浙東、漳州、潭州等地做官僅九年，任寧宗朝的侍講只四十天，其余四十年都過著講學著書的生活。朱熹是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學問廣博、影響最大的學者，被尊稱為朱子、朱夫子;又因其生于福建，學于福建，一生主要學術活動也在福建，而被尊稱為“閩夫子”。故朱熹之學又稱為“閩學”。始有此稱當在南宋。據《宋元學案》卷八十五載：南宋咸淳元年(1265)七月，有人講關、洛、濂、閩之學。明初大儒宋濂(1310—1381)亦說：“天生關、洛、濂、閩四夫子……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朱子而已”(《宋學士全集》卷五)。清人蔣垣在《八閩理學源流·卷一》中說：“蓋朱子生于閩之尤溪，受學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劉屏山、劉白水數先生。學以成功，故特稱閩。蓋不忘道統所自。”當代著名學者張岱年也說：“朱熹學說稱為閩學，這是朱熹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在福建一帶進行的”(《福建朱子學·序》)。朱熹創立的閩學學派，門生超過五百，是當時眾多學派中人數最多的。朱熹晚年在福建考亭講學，因此閩學學派又稱為考亭學派。

“不忘道統所自”，意即朱熹通過南宋初年福建理學家楊時、游酢、羅從彥、李侗等人繼承和發展了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人的理學思想，建立起自己龐大縝密的閩學思想體系。初，二程洛學傳入福建，實得力其高足閩人楊時。楊時傳羅從彥、再傳李侗、三傳而至朱熹。楊、羅、李都是八閩南劍州人，被稱為理學“南劍三先生”或“道南三先生”。他們都是閩學的先驅，也是洛學南傳、洛學閩學化的重要人物。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概括說：“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氏，此一派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三十一)。

楊時(1053—1135)字行可，晚年隱居故鄉龜山，稱龜山先生。南劍(延平府)將樂縣人。謚文靖。是著名理學家二程的得意門生。1081年，楊時與游酢往穎昌拜程顥為師，深受程顥器重，學成辭歸時，程顥親送出門，并對眾人說：“吾道南矣”(《宋史》本傳)。直至程顥去世前，師生常有書信往來。而理學道南之說一直被儒家傳為美談。1093年，楊時又與游酢以師禮見程頤于河南洛陽。“一日，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宋史》本傳)。“程門立雪”表現出楊、游二人求學之誠，深得程頤贊賞。

南宋初年，楊時是“洛學”在南方最有聲望的代表，被尊為“程氏正宗”。他不僅對二程洛學篤信、誠學、業精，而且還是洛學的自覺傳播闡釋者。為廣“道學之傳”，他宣傳《伊川易傳》，并對其在社會上流傳的各個版本中的錯謬加以校正修訂，作《校正伊川易傳后序》;他編纂二程語錄，刊刻印行;撰著《〈中庸〉義》，借用《中庸》的“誠”闡釋二程的“格物致知。”表述二程思想;他遵二程之教，尤重研習《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理學《四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楊時這些用心良苦的作為，在二程洛學和朱熹閩學之間起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

羅從彥(1072—1134)字仲素，人稱豫章先生，南劍州沙縣人。他一生篤志求道，潛思力行，宣揚“道統”。他是楊時門徒中獨得其傳的弟子，學術成就雖不高，但卻是“傳道卒賴之”(《宋元學案·豫章學案·案語》)的中介人物，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李侗(1093—1163)字愿中，人稱延平先生，南劍州劍浦(今福建南平市)人。深得羅從彥真傳。朱熹二十四歲后師事李侗近十年。李侗承繼了程頤“理一分殊”的思想，并將其灌輸給朱熹，指引朱熹“逃禪歸儒”，即幫助朱熹劃清儒學與禪學的界限，樹立儒學為本的思想，使朱熹學術思想出現了一大轉折。

“南劍三先生”與閩學之間確有師承關系，但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對南劍三先生的思想有無繼承和發揮呢?有學者認為朱熹對南劍三先生并不滿意;朱熹對楊、羅、李只有師承關系，并未真正傳其道;朱熹思想是直承程頤的。我們認為二程兄弟的學術思想雖有一些明顯的差異，但基本方面是一致的。程頤說：“我之道蓋于明道(程顥)同。”因此沒有必要再去區分二程的思想。我們更認為“南劍三先生”與朱熹閩學之間并不只是一種簡單的師承關系，因為南劍三先生在對二程洛學的傳播和闡發中，有不少觀點為朱熹所重視、繼承和發揮，成為閩學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

此外，我們不應忽視朱熹的家庭教育和早年業師的影響。朱熹祖父朱森業儒喜佛，其父朱松、叔父朱槔皆“喜讀內典，深解義諦”，朱熹也喜佛典，喜與僧人交往，這都是受了家庭影響。朱松熱衷于二程理學，與李侗同學于羅從彥，并以理學思想影響和教育朱熹。朱熹接受二程理學，最初就是由父親指點的。

朱熹十四歲時遵其父臨終時的面囑，隨母遷往崇安，學于劉勉之(白水先生)、劉子翚(屏山先生)和胡憲(籍溪先生)。劉、胡都是當時接受二程的著名理學家，這才使朱熹之學由劉、胡、李侗而繼程氏成為可能。劉、胡先生的講授不拘一家一派，亦要求朱熹于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諸種學問無所不學，后來朱熹的博學，與這種早期教育是分不開的。劉、胡先生注意《中庸》進德變化氣質，得《易》為進德之門，這些主張為后來朱熹閩學以《易》《庸》為理論基礎奠定了基礎。朱熹師事胡憲時間最長，胡憲是胡安國之侄，是胡氏家學“五賢”(胡安國、胡寅、胡寧、胡宏、胡憲)之一，因此朱熹也深受胡氏家學的影響和啟迪。

“胡氏五賢”以胡安國(1074—1138，謚文定，福建崇安人)居首，所撰《春秋傳》三十卷，為宋治《春秋》者之宗，明初被定為科舉取士的經文定本。胡安國強調以理義說《春秋》，從而使其具有鮮明的理學特色。胡宏(1105—1161)是南宋高宗年間造詣最高的理學家之一，其理學思想主要體現在《知言》一書，此書“言灼義精”(張栻語)，“思索精到”(朱熹語)。書中關于心性問題的詳細論述，對閩學心性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胡宏是湖南湖湘學派的奠基人。他優游湖南衡山二十余年，四方從學者甚眾，后與朱熹齊名的南宋理學家張栻亦師事之。胡寅主張心理合一，強調窮理而精義，則心之體用全，這種以理言心的思想也被朱熹繼承下來。由此可知，武夷湖湘學脈，也是閩學思想的另一個重要來源。

顯然，朱子閩學是從本體論上吸收融合了龜山道南學脈堅持的“理本論”，創造性地以《易》《庸》為理論基礎，以太極為道體構成有自身性、理二重結構的獨特風格的理學體系。1173年，朱熹完成了《名堂室記》《中庸集解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以及《伊洛淵源錄》等著述，標志著這一理學體系的基本形成。

理學是傳統儒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新階段。儒學自先秦形成以來，歷兩漢經學化、魏晉玄學化及隋唐儒、道、佛三教歸一而至宋明理學化等階段。因理學更富哲理性、思辨性，所提出的不少新問題和新看法，又能從更高的層次上把握自然和社會，把儒學推向更加成熟的境界，故海內外學者稱其為“新儒學”。朱熹創立的閩學，是新儒學的一個流派。閩學體系的形成，又是朱熹集新儒學大成的結果。何謂“集大成”?“集大成”一詞始見于《孟子·萬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朱熹上承孔孟，集濂、洛、關三派及閩中早期理學的成果加以系統化為其大成，可見“集大成”不是簡單地拚湊聚合，而是對儒學理論的新發展、新創造。

朱熹究竟怎樣集大成呢?首先應從本體論上加以說明。世界的本原或本性是什么?發端于何處? 為什么萬物紛繁、復雜而又共處在同一世界上?這些本體論上的問題是孔孟儒學所未涉及的。對此，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提出“無極而太極”的“一本”(無極)“二氣”(陰陽)“五行”(木火土金水)而萬物的宇宙生成論。“無極而太極”指世界從無中生出，即有生于無。“無極”是宇宙本體的哲學范疇，是一種理念的精神的東西，是先天就有的、先于物質而存在的東西。這樣對宇宙本源的解釋只能是精神先于物質。朱熹吸收改造了《太極圖說》，作了新的解釋：“極，是道理之極致，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一個實理。”“無極而太極，正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周子全書·太極圖·集說》)。“太極只是一個理字”(《朱子語類》卷一)。可見在朱熹理學體系中，“太極”是“理”或“天理”的同義語，這種以理為太極的思想，是對北宋“五子”(周、二程、張載、邵雍)思想的發展和完善。把“理”與“太極”等同起來看成是宇宙的本體，萬物的根源，人類社會的必然法則和道德倫理準則成為閩學思想的最高范疇。這樣，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便與“天理”合一，使倫理規范的“理”普遍升華為宇宙本體，獲得了形而上學的普遍性至上性。這是朱熹對北宋新儒學的真正貢獻。新儒學之“新”于先秦漢唐的儒學，就在于此。

在朱熹之前，張載曾提出氣本論，二程否定氣本論，建立了富有特色的理本體論。但他們都忽視了“太極”。“太極”始終沒有被提到與“理”等同的最高范疇的地位。邵雍主象數學，也是最早一位把太極作為宇宙萬物的根本和最高范疇的理學家，他重視“太極”卻忽視“理”。在他那里，“理”只是物之理或是物屬性的自然表現，始終處于“太極”之下。也沒有把“理”與“太極”等同起來。

朱熹則不同，他受到楊時既堅持二程的理本論、又吸收張載“氣”學說的啟迪，改造了張載的氣本論，列入“氣”作為“理”(無形無狀)與“萬物”之間的中介，基本上解決了萬物由無形變有形乃至有生的問題。并進一步論證了理、氣的關系，從理論上確立了理本氣末的宇宙本體論。可見，朱熹的理本氣末的宇宙本體論的建立，是以二程的天理論為前提，吸收改造了周敦頤的無極、太極學說，接受楊時的啟迪，利用張載氣論的思想資料，以理氣關系為中心環節，從理論上進行更加精密論證的結果。

朱子閩學之所以能集新儒學思想之大成，創造出龐大精細的理論體系，是有其深遠思想淵源的。只要我們仔細分析朱子閩學思想的全部內容，特別是“理”、“氣”、“性”、“心”、“情”等基本范疇即可發現，他的思想遠承孔孟(仁義禮智)，近接周程(太極、天理)，吸收張載(氣)和閩中早期理學家思想，對儒家思想進行傳承發展，但對儒家以外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言有可取，安得不取”(《朱子語類》卷九十七)是他的態度。當然，他對這些思想文化并非兼收并蓄，而是通過分析鑒別，擇善而從，來完善、鞏固圣道。如朱熹對道文化曾有較多接觸，這對他理學體系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朱熹以“道”為本體，又認為“道即理之謂”(《道書解》)把“理”與“道”相提并論。他曾指出“理”之得名自《莊子》“庖丁解牛”(《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而其論“理”又多與老莊論“道”相合。他甚至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朱子語類》卷一)。這與老莊論“道”，不僅思想一致，而且語言也很相似。因此，朱熹的“理本論”無疑是深受老莊的思想的影響，是老莊“道”的改鑄。又如朱熹少喜佛典，又攻理學，故閩學亦有佛學思想淵源。朱熹站在儒家立場上，揚棄佛學思想又使其為儒所用。閩學思想體系中的“理一分殊”和“心性說”，就明顯地帶有改造華嚴宗(理事)、禪宗(心性)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