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從豫章故郡到江西行省—江西歷史地理沿革·豫章故郡

江西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地域出現是在西漢時期。在行政區劃上，漢承秦制，基本上還是郡縣兩級制。與秦朝相比，漢朝時郡的數目激增，到西漢后期，全國共設一百多個郡。當時，豫章郡已基本上相當于今天的江西省，只有今天的玉山、鉛山、婺源三縣的土地尚不在當時豫章郡的管轄范圍之內。

豫章郡是劉邦于漢高祖五年(前202)派灌嬰向南進兵時設立的。時灌嬰駐兵南昌，并筑建了所謂灌嬰城，它就是最早的南昌城，是當時豫章郡的郡治所在地。

一說豫章郡得名于境內貫穿南北的豫章江。豫章江就是今天江西省最大的河流贛江，到唐代時，由于避代宗(李豫)諱，豫章江改稱章江。關于豫章郡的得名，還有一說。傳說當時之所以稱為豫章郡，是因為境內盛產大樟樹。其中“豫”是大的意思。

西漢時，豫章郡下轄南昌、柴桑、彭澤等十八個縣。西漢早期，歷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的首領吳王劉濞就曾管轄豫章郡。《史記》記載說：“吳有豫章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國用富饒。”西漢末年，王莽當政時，將豫章郡改名為九江郡，東漢時又恢復豫章郡舊名，但多劃出石陽、臨汝、建昌三縣，共計二十一縣。由于整個兩漢時期豫章郡轄區大體上相當于今天的江西省，故豫章郡就被作為古代江西的通稱。

西漢時期，江西的開發逐漸加快。西漢時的豫章郡，共有67472戶，351965口人;到東漢時則有406496戶，1668906口人，人口幾乎翻了五倍。隨著江西境內鐵制生產農具的使用和普遍推廣，農業生產有較大的發展。雷次宗(東晉時南昌人)在《豫章記》中追述當時的情況說：“地方千里，水路四通。 ……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鐵、筿椪，資給于四境。”可見當時物產之阜豐、物資交流之活躍。

三國時期，江西地區處在孫吳政權的統治之下，分隸揚、荊二州。當時，江西德興、上饒、永修等地被辟為屯田區，成為給孫氏政權提供錢糧人丁的重要基地。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東吳對江西的開發是帶有掠奪性的。這從當時孫吳政權在江西地區大量增置郡縣即可看出。東漢時，江西地區共設二十一縣。到了孫氏父子統治時，為了向勞動人民征收賦稅、勞役、兵役，孫吳政權在江西設置了武昌郡、豫章郡、廬陵郡、鄱陽郡、臨川郡、安成郡等六郡及廬陵南部都尉，合計五十七縣。通過這些眾多的郡縣組織，孫吳政權頻繁地向人民攤派各種賦稅徭役，于是，江西境內十室九空，在晉滅吳時，江西地區只有66200戶人家，與東漢時的406000多戶相比，還不到六分之一。值得指出的是，三國時期的江西地區，柴桑作為東吳的江防要塞，得到了得天獨厚的發展。柴桑雄居長江南岸，東臨鄱陽湖，西望武昌，不僅地居要津，而且物茂資豐，被視為要沖和腹心之地，所以孫吳將其專門劃歸武昌郡管轄。

西晉時共分十九州，當時江西全境屬江州管轄。晉及后來的南朝劉宋時期，今江西境內共設豫章、鄱陽、臨川、南康、安成、潯陽七個郡。值得注意的是，這時雖仍有所謂豫章郡，但其轄區范圍大大縮小了，通常只指南昌附近的一小片地區，與兩漢的豫章郡不可同日而語，這時的豫章郡與江西已不是同一個地理概念了。

東晉和南朝時期，行政區劃混亂，無法加以詳述。但是，這一時期，江西的鄱陽湖地區得到了充分的開發，成為東晉和南朝的糧食倉庫。這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原因的。

中國從上古直到西晉末年，北方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一直遠遠地超過南方。但是，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和晉室南遷，卻開始改變了這一傳統形式。當時，北方人民為了逃避戰亂，紛紛南遷。北方人民的南遷，不僅給南方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而且增加了南方的勞動力，從而促進了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從此，中國經濟和文化重心逐漸南移。

鄱陽湖地區之所以得到充分發展，也與其自然條件有密切關系。鄱陽湖地區可稱作鄱陽湖平原(又稱贛北平原或豫章平原)。它是由鄱陽湖水系贛江、撫河、信江、修水、饒河等河流沖積而成的湖濱平原。這個平原北起九江、都昌，南達新淦、臨川，東抵貴溪，西至新喻、上高，面積約兩萬平方公里。整個平原，地勢坦蕩，土地肥沃，河流交匯，水網密布，向稱“魚米之鄉”。這樣的地理條件、交通條件，自然成為當時開發的重點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