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禮樂之邦·禮為邦本，崇禮、明禮

周代的禮樂制度，內(nèi)容十分廣泛，據(jù)說可大體分為吉、兇、軍、賓、嘉五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jīng)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真可謂“繁文縟禮”。大而至于政治、軍事，小而至于衣冠、陳設、無一不有禮儀。我們前面所談魯人尊尊親親、祭天祀祖、崇德重民以及誦詩歌樂，亦無不與周禮有密切關聯(lián)。

周禮中的禮儀都是本著忠、孝、信、義等準則推衍而來的，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左傳》隱公五年)。魯國對周代禮樂的完整保存與實施，是因魯人對于禮樂功能有明確的認識，從《禮記》一書看，他們已認識到可使周禮成為一種政治統(tǒng)治工具。

魯秉周禮，對維護魯國的安定確實起過積極的作用，這在西周時期乃至春秋前期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最典型的事例發(fā)生在魯閔公年間。當時，齊欲伐魯，齊公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仲孫湫說：“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左傳》閔公元年)。此時，魯國正遭慶父之亂，但尚秉周禮就難以攻取，這是因為周禮可起到一種協(xié)調(diào)人心的作用。在統(tǒng)治者內(nèi)部，它可以防止調(diào)節(jié)矛盾，而對下層人民來說，周禮則既有懾服之威，又有收羅人心的作用。仲孫湫說魯國以周禮為本確是切中要害的。

《禮記·禮運》也說：“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尚在，國不可亡，禮之關乎國泰民安，于此可見。魯人都知道禮有“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傳》隱公十一年)的功能，因而他們也認識到“服于有禮，社稷之衛(wèi)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無禮必亡”(《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故而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春秋以來，隨著周室的衰微，周朝禮樂出現(xiàn)了崩壞局面，而在魯國卻仍有不少知禮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曹劌、申��、臧文仲、柳下惠、夏父弗忌、叔孫豹、子服景伯、匠人慶等，都以知禮而聞名于世。春秋末年的禮樂大師孔子產(chǎn)生在魯國亦非偶然。

魯人重禮，便處處事事用禮制來規(guī)范個人的行為，評人論事也以禮作為標準。臧氏是魯國僅次于三桓的一個世家大族，臧氏之祖臧僖伯及其子臧哀伯均明于貴族禮儀，并以忠諫見稱。魯隱公要到棠地“觀魚”，臧僖伯認為：“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他用“古之制”極力加以勸阻，隱公不聽，臧哀伯便“稱疾不從”。魯桓公二年，宋華督弒君，自立為相，重賂各鄰國以求支持，以宋傳世寶鼎“郜大鼎”送魯公。魯桓公不僅接受，而且安放于太廟，臧哀伯認為君人者應“昭德塞違”，如將違亂之賂器置于太廟，便違背了當時禮制，亦極力加以諫止。臧文仲為哀伯之孫，他從小受其父祖影響，也成為當時的知禮之人。他不僅知禮、明禮，而且按照貴族禮儀行事，在魯之朝廷中受到敬重。臧氏祖孫皆明于禮義，是魯人普遍知禮的一個縮影。

由于身份，地位的差異，人們對禮的理解也不一樣，如文公二年宗伯夏父弗忌以僖公為賢君，將僖公的享祀之位升于閔公之上時，柳下惠便極力反對，臧文仲卻贊成夏父弗忌的做法。這是因為柳下惠堅持嚴格的周代禮制，而臧文仲卻不墨守陳規(guī)，對周禮有所變通。

孔子出生于臧文仲死后六十七年，兩人雖同為魯國的著名學者，但一位生活于春秋前期，且居官在位，家族興盛;一位處在春秋末葉，仕途坎坷，家族衰落。他們的思想差異頗大。不過，他們二人卻都是受人敬重的知禮之人。正如為了學禮，“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左傳》昭公七年)一樣，季孫行父亦曾隨文仲學習“事君之禮”。

作為一種統(tǒng)治工具，周禮對魯國政治起了一定的穩(wěn)定作用，但固守周禮也造就了魯人的保守意識，這對魯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有深刻影響，如重義輕利、重農(nóng)輕商等都是由此派生而來的，這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魯國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