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文化遺存·碑刻與摩崖

山東是古代石刻的寶庫，除漢畫像石外，歷代的碑碣石刻等更是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有藝術(shù)價值的當數(shù)漢魏六朝的碑碣和北朝的摩崖石刻。

山東最早的刻石要數(shù)秦代刻石。秦始皇曾幾次東巡，在芝罘、泰山、嶧山都留有刻石以頌功德。如今立于泰山的秦碑上還有個別字跡可識，現(xiàn)已被移到岱廟院中保管。

漢代刻石也有不少。漢碑遺存最多的是濟寧市所轄市、縣，故有“中國漢碑半濟寧”的說法。漢代碑刻是漢代人用以表墓、追頌死者生平事跡或祭祀神靈的石刻文字，是研究漢代生活習俗、思想意識、歷史事件、書法藝術(shù)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資料。約從宋代起，學者們開始關(guān)注漢碑研究，如宋朝金石家歐陽修、趙明誠都親臨東魯探查研究漢碑，并將其成果撰著成文而行于世。明清兩代的金石大家亦紛至齊魯，錢塘黃易趁在濟寧做運河同知之機，遍訪濟寧、鄒魯?shù)鹊兀樵L漢碑。州人李鐵橋也對保護濟寧漢碑做出了貢獻。濟寧市的漢代碑刻，雖歷經(jīng)滄桑佚失不少，但仍有三十八種保留至今，為全國漢碑存量之最，實際上占了全國漢碑存量的一半以上。這些漢碑包括近年新發(fā)現(xiàn)的十二種和歷史上保存下來的二十六種，集中在曲阜、濟寧兩地，曲阜有乙瑛、孔宙、禮器、史晨、孔謙、孔君墓、孔彪、孔褒等二十種，現(xiàn)均存于孔廟之中;濟寧漢碑室有魯峻、范式、景君、朱君長、鄭季宣等十種。其他有鄒城孟廟兩種，嘉祥武氏祠三種，宋山一種，汶上、微山各一種。

濟寧所轄市、縣中其他朝代的碑刻也十分集中。僅曲阜境內(nèi)就有各種碑碣數(shù)千塊，包括祀孔碑、謁孔碑、功德碑、蠲免差徭碑、“旌忠”“節(jié)孝”碑，以及各種題記、墓碑等，其中魏、晉、北朝的碑刻就有孔羨、賈使君、張猛龍、李仲璇、夫子廟等。碑碣除用漢文刻成外，還有用少數(shù)民族文字，如滿文、古蒙古文等鑿刻的。元代碑刻在國內(nèi)其他各處極為罕見，但曲阜卻有百余塊之多。無論從年代跨度上，從數(shù)量上，還是從歷史、藝術(shù)價值上，曲阜的石碑都堪與西安碑林媲美。鄒城孟廟中的現(xiàn)存歷代碑刻也有三百五十多塊，有楷、草、隸、篆各種書體，還有漢、蒙兩種文字。由嶧山移入的秦嶧山刻石雖為元代仿制，但仍為國內(nèi)書法珍品，新莽時的天鳳刻石、漢墻村刻石、西晉劉寶墓志銘、唐歐陽詢的蘇玉華墓志銘等也很著名。

濟寧之外，泰安岱廟的石碑也很集中，這里向有“小碑林”之稱，有衡方、張遷等漢碑及晉任城太守之妻孫夫人碑，計保存歷代碑碣一百五十多種。長清縣靈巖寺的碑刻則有四百二十三塊，其中不少是歷代名人手跡，如唐代李邕的靈巖寺頌，宋代蘇轍、蔡卞的手跡石刻，元代的白話文碑刻等。由于唐、宋倡佛，宋代以來的文物遺存更多。

歷代勘刻石碑的目的在于昭示后人，傳之久遠，除了采石刻碑，還有的直接在山崖石壁上鐫刻文字，這就是“摩崖”。

山東的摩崖，題刻宗教經(jīng)典的較多。泰山斗母宮東北一公里山谷的經(jīng)石峪刻的是佛教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jīng)》，題刻全文四千九百七十字，現(xiàn)存一千零四十三字，字大如斗，氣魄宏大。字體謹嚴遒勁，被譽為“榜書之宗”。崖間多明、清人贊頌題詞。古人多認為此經(jīng)系北齊人書刻，魏源考為北齊僧安道一書，也有人認為是王羲之所書。與經(jīng)石峪一道被康有為評為北碑妙品的還有徂徠山佛號摩崖、大般若經(jīng)及映佛崖佛經(jīng)摩崖。康有為還稱贊過鄒城的四山(尖山、鐵山、岡山、葛山)摩崖，說它們“通隸楷，備方圓，高深簡穆，為壁窠之極軌”，四山所刻也都是佛經(jīng)、經(jīng)頌之類。此外，寧陽水牛山摩崖所刻是佛家的文殊般若經(jīng)。

文登城西二十五公里處的圣經(jīng)山上的摩崖石刻則是道家的《道德經(jīng)》上、下卷，這也是一處著名的摩崖石刻，連同附記在內(nèi)計六千余字。碑文刻在一塊新月形的巨石上，字徑三寸，字體系隸書變體，接近楷書。金、元時期這里曾是道教興盛之處，估計老子《道德經(jīng)》刻石可能出現(xiàn)于那一時期。

山東的摩崖石刻不屬宗教經(jīng)典者也有不少，泰山、嶧山等歷史名山上的眾多題銘均屬此類。在泰山頂端大觀峰上的《紀泰山碑》也很有名，它削壁為碑，為唐開元十四年唐玄宗李隆基封泰山時所書。另外，萊州云峰山等處的摩崖石刻也很值得一說。這里的摩崖石刻大部由北魏書法家鄭道昭所書，鄭道昭少而好學，博覽群書，被稱為“一代文宗”，他曾任光州刺史，其子鄭述祖曾任袞州刺史，他們父子均善書。自魏至齊，他們先后在萊州云峰山、大基山道士谷、平度的天柱山、青州的白駒山等處摩崖題字四十六處，多在突出的巖石側(cè)面。其中僅云峰山上的石刻就有二十余處，較有名的有《滎陽鄭文公之碑》《論經(jīng)詩》《觀海詩》等等。石刻均書法謹嚴渾厚，雖屬魏體，亦有隸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