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韻獨勝鄭道昭

鄭道昭 (公元455～516年) 楷書雄強剛健，用筆精熟，方圓交互，神韻獨勝，為北碑不二之代表，因而為世代所稱道。

鄭道昭字僖伯，北魏時滎陽開封(今屬河南)人，約生于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 (公元455年)。其父名羲，字幼麟，孝文帝時曾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后為秘書監(jiān)，死后加謚號為文靈。鄭道昭為鄭羲季子，其兄名鄭懿。兄弟二人都很有才干。“懿閑雅有治才，為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道昭少而好學，綜覽群言。初為中書學生，遷秘書郎，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秘書丞兼中書侍郎。魏孝文帝是一位非常敬重漢族知識分子的皇帝，對鄭道昭兄弟二人很器重，在沔漢遠征時，兄弟二人不離左右。一次作戰(zhàn)勝利后，孝文帝設宴飧侍臣，“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孝文帝當時很高興，酒酣耳熱，在一片樂聲中不禁起座高歌： “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一抒統(tǒng)一大江南北之雄心壯志。見此情景，在座諸臣無不附和贊美。彭城王勰接唱道： “愿從圣明兮登衡 (山) 會 (稽山)，萬國馳誠混江外。”鄭懿立即起舞高唱，認為一統(tǒng)大業(yè)定會實現(xiàn)，“云雷大振兮天門辟，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將孝文帝比作堯舜，必能以其仁德一統(tǒng)天下，“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鄭道昭則認為天下統(tǒng)一指日可待，已為時不遠，“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帝興致更高，又高歌道： “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年青謀士宋弁將孝文帝比作周文王，“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帝看到手下文武如此豪情，如此同心，十分感動，特意走到鄭道昭身邊說： “自從北遷以來，雖然政務軍務繁多，有時感到十分勞累，但能經(jīng)常與中原才俊在一起詠唱，使我感到十分愜意!前幾次你因父親病故，沒有參加，使我感到美中不足。今天有你在座，我非常高興!”道昭對孝文帝的垂愛受寵若驚，眼內含著淚花，表示一定要竭忠盡力，效命國家。

鄭道昭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文化熏陶，因而積極用世，建功立業(yè)。在他任國子監(jiān)祭酒時，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yǎng)，曾上表說明教育的重要： “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yǎng)才之要，莫先于學。”他盛贊漢代在洛陽大興太學之舉，為國家培養(yǎng)了許多棟梁之才。同時指出，由于戰(zhàn)亂，原來的太學已成丘墟，漢魏石經(jīng)，大多殘毀，現(xiàn)已雜草叢生，藜藿蕪穢，游兒牧豎，為之嘆息。“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爾”，希望國家能盡快把教育事業(yè)振興起來。此時因孝文帝已逝，鄭道昭的建議未能引起當政者的重視。

鄭道昭深知教育對興國的重要作用，不久，他又寫了一道更長的表章，系統(tǒng)闡述了自己的主張。在表章中，他歷述了唐堯虞舜殷周重視文教的事例，稱贊漢高祖及光武帝在行陣之余不忘校書納士，又稱頌孝文帝“雖群兇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即使在南征閩吳之際，也“停鑾佇蹕，留心墳典……妙選英儒，以崇文教”。在表中，他指出了吏風不正與教育作用發(fā)揮不夠有關。同時他還就如何開館定制、招生、講習等提出了具體意見。對此，皇帝雖然也下詔予以肯定，認為他的意見很好，“良不可言”，但又推諉說，新的教育辦法不久就可頒布，你耐心等待吧。一項涉及國家及民族命運的建議就這樣又擱淺了。

鄭道昭曾被封為平東將軍，出任光州 (今山東掖縣)刺史，轉青州刺史后又回京為秘書監(jiān)，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公元516年)逝于洛陽，謚號文恭。他為政清廉，《北史》記載，他在光州、青州時，“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鄭道昭有五子，其第三子名述祖，為政也很清廉寬厚，曾為兗州刺史，政聲顯著。在兗州時，巡省使穆子容曾去視察，扼腕贊嘆不止，“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于鄭兗州見之矣!”后來述祖也到光州任刺史，仍重文教，以德化民，“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 ‘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南北朝時期，由于佛學和玄學的影響，無論官僚貴族或士林，佞道崇佛，寄情山水一時成為風氣。北朝的崇佛后來引發(fā)出碑碣造像和大量的石刻題字，形成了蔚為壯觀的 “魏體”楷書。方筆入主楷書，鄭道昭為開先河者。一方面是風格的變化，另一方面是適應了石刻刀工操作的需要。但始料不及的是它使楷書產生了一次質的變化，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色，走向一次新的繁盛。鄭道昭中年之后，尤其遠離洛陽在光州時，思想上既有儒家的積極用世為主導，但也由于理想不能實現(xiàn)的困惑而向往老莊哲學，崇尚自然。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前后，在春秋兩季，他與幕僚在光州境內的云峰、太基、天柱、百峰諸山竟日游覽。碧水青山伴其唱，蒼松翠竹共與眠。有感于洛陽龍門的摩崖造像題記，他也在絕壁和懸崖上給我們留下許多自己的佳作，充分展示了他的藝術天才。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清代碑學家包世臣入山訪碑至今，鄭道昭石刻已發(fā)現(xiàn)數(shù)十種，件件都是精品之作，令人玩味不已。

《論經(jīng)書詩》 為鄭道昭自作詩，北魏永平四年刻于云峰山(今山東萊州即掖縣境內)摩崖之上。字大7寸左右，用筆圓中有方，遒勁剛雄，渾樸奔放。《登太基山詩》刻于太基山，前有題記曰： “于萊城東十里，與諸門徒登青陽嶺太基山”。該詩為五言古詩，抒寫登此山使人有如入仙境之悟的感受。通篇200余字，字徑3寸許，書寫多用圓筆，運筆流暢自然，結體疏朗寬博。睹此可知當時書者心境馳放自若，陶然如醉，宛如已飄然至瑤臺了!

《東堪石室銘》刊于今山東平度天柱山，其內容完全是鄭道昭晚年心境的寫照。銘文頌天柱之雄峻： “孤峰秀峙，高冠霄星”;述石室之幽秘： “淵錦言想，照燭空溟”; 寫自己的向往：“九仙儀采，余用棲形”;最后道出入室之旨： “云門煙石，登之長生。”石刻80余字，正書，字徑3寸。清人歐陽輔《集古求真》對其評價很高：“雄渾深厚，真有騰天潛淵，橫掃一世之妙，北方圣手也。”《登百峰山詩》刊刻于今山東益都百峰山，由于此刻石質較為柔潤，易于書丹刻琢，因而鋒穎圓峻如新，氣勢雄渾，羅振玉在《石交錄》中激賞為“傳世北魏楷書第一”。他如《觀海童詩》、《石闕題字》、《滎陽鄭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此天柱之山》、《歲在壬辰建》等，用筆都十分精到，書勢雄健，姿態(tài)多彩，意趣天成。

在諸多碑刻中，最能代表鄭道昭藝術成就的是《鄭文公碑》。《鄭文公碑》即《魏故兗州刺史鄭羲之碑》，是鄭道昭為其父所寫的功德碑。該碑有上下兩座，上碑在天柱山，下碑在云峰山。故該碑又稱為《云峰山上下碑》。上碑由于字體較小且剝損嚴重，字跡多不可辨讀。下碑字大，約二寸余，且保存完好，故拓本廣為流傳，人多稱為《鄭羲下碑》。

《鄭文公碑》刻于永平四年，時鄭道昭已56歲，書法藝術完全成熟，書丹經(jīng)驗十分豐富。其碑額字體較大，方筆多寓隸意，顯示出無窮的雄強豪邁氣勢，正文字體小而秀美，筆畫雖參以草法，但以圓筆為主，通篇流溢著圓潤的藝術情趣。對此，康有為極為稱贊，認為“神韻莫如鄭道昭”，“《云峰》為圓筆之極軌”。清代金石學家葉昌熾尤其推重此碑，認為“其筆力之健……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余謂鄭道昭，書中之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