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理論學家蔣藩

蔣藩(公元1871～1944年)，字恢吾，號蓼庵居十，室名梧蔭樓。祖籍河南睢縣，后遷杞縣。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舉人。積學嗜古，酷愛藏書，博極典籍，于詩詞頗有造詣，對金石很有研究，但尤長于修志。是豫省著名學者，有“南有張嘉謀，北有李時燦，中有蔣恢吾”之譽。曾任杞縣志總纂、河南通志纂修。

蔣藩好文勤學，著述宏富，計有《河南金石目》、《梧蔭樓題跋》、《求愧作齋筆記》、《河陰雜著》、《四書求心錄》、《篤雅堂文集》、《梧蔭樓詩文集》、《梧蔭樓詩話》; 但有名的則是其所纂《河蔭縣志》、《河蔭志稿》、《杞縣志》，以及修志理論諸文《重修河南通志意見書》、《修志義例》、《河南通志初稿例言三則》、《河蔭修志意見書》、《杞志商例》、《方志淺說》等。后者為蔣氏修志理論的杰作。

這篇命名為《方志淺說》的文章，計分方志之原始與其變遷，方志與國史之異同，通志與通史之異同，省志與一統、郡縣志之異同，修志三要，修志三長，修志二綱，采訪四術，編纂四則，成書三期，結論，共11節。細加分析、研究，其方志理論成就，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國體既更，史例宜變。他推崇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但不曹隨蕭規，認為章氏處在乾隆時代，而今已是民國，為適應形勢，方志理論也需要提高。他在《重修河南通志局編纂日程》里說： “國體既更，史例宜變，而志乘之體，亦隨時為因革”。在《杞志商例》中說： “志乘之體，自章實齋闡明后，義例精嚴，超秩哲。然時地既殊， 詳略互異， 矯同固非， 刻舟亦誚， 惟運用一心，斯變不失正。”還說： “志乘之首，圣制為尊” 的觀點必須改變，可將其散見于各類之中。如 “訓士子，則入學校; 蠲租稅，則劃歸賑恤”，資料同樣可保存。舊志輿圖的繪制方法要改，要用新的科學的方法代之。再如星野，可改為天文，更為確切、科學。

第二，修志宜分階段進行。民國年間，新舊社會交替，修志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對此，他主張： 首先，將舊志進行整理，該芟者芟，應補者補，條條都要考證清楚; 其次，將各府州縣最后一次修志至清代滅亡，應查閱檔冊，按類目順序增補，以保證資料的連續性; 再次，民國以降，則照新的情況進行編纂。

第三，體例宜嚴謹。他認為志書編纂之始，應先定體制。而且體制要精，然后方能編纂。他在《方志淺說》 中指出： “南針既正，由方位不迷，大將登壇，則指揮若定。不明體例，則不能著書。體例不精，亦難稱名著。”在《覆胡巽青書》 中又明確指出： 如果“體例一差，則滿盤俱錯，不可不慎之于始。” 可謂是出自肺腑的經驗之談。

第四，考證宜精確，引文要詳注。認為舊志的最大毛病，普遍是考證不精，引文不注明出處，修新志時，一定要予以糾正。他說： “凡舊志事實及一切疑問，均應羅列群籍次第，稽考以蘄精確。還說： “事實宜注原本也。世俗類書，互相抄襲，饾饤割裂，不詳所自，見譏大雅，貽誤來茲，何圖志乘，亦蹈此弊?事出古史，莫知某代某篇; 文本前賢，未審為子、為集。甚至私造典禮，理想故實，作觀若有淵源，細按實無根據。似此謬誤，概宜擯棄。或沿舊志，或采群籍，或得自軼聞，或傳諸故老，均宜詳稽舊本，細注原書，一秉雅裁，俾成給史。”

第五，藝文志僅列書目，文征另附。舊志藝文一門，有采詩文，有列書目，雜亂無章，實乃一大弊端。他認為： “藝文一門，仿《漢書·藝文志》單列書名，標舉姓氏;一切詩文雜著，概不收入。其有可存者，用章實齋文征例，另行輯錄，以備參稽。”

第六，采訪要正確，去取要精當。修志書，資料是第一重要的，尤其真實資料是第一重要的。他說采訪資料必須“親躬”、“凡事假手于人，其延誤者什九，不延誤者一。采訪一事，尤不可以任人者逸為借口，故書必親閱，卷必親檢，金石、碑版、圖書、文字，必親自拓錄; 山川、城郭、村鎮、古跡，必親至其地。雖一名一物之微，一話一言之細，非親見親聞，不敢臆決”。更進一步指出： “采方既博，聞見必多，不加別擇，則魚目可以混珠，碔砆可以比玉。政績非一代之循良，人物非一國之善士，文章非不朽之著作，空言虛美，斷稿零篇，無當編摩，應歸淘汰。”

另外，對于方志的語言，認為敘述要簡潔精煉，按語宜加，但要謹慎。

以上是蔣藩方志學理論的精華所在。這是其一生從事方志編纂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又是在研究、吸收前人方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河南廣有影響，甚至在全國也有一席之地。說他是民國時期河南方志學界的名家，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