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民瘼的詩人白居易

白居易 (公元772～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原籍太原，祖籍下邽(今陜西渭南市北)。祖父白锽因在河南做官，遂移居新鄭縣東郭宅 (今河南新鄭市東郭寺村)。他出生在新鄭一個小官僚家庭，世敦儒業，祖父白锽、父親白季庚都是明經出身。

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由于戰亂，他11歲時就離家避難越中(今江浙一帶)，飽嘗了饑餓凍餒，世態炎涼。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公元800年)，他在中書舍人高郢的主試下，考取第四名進士。貞元十八年冬，試吏部所主持的“書判拔萃科”，與元稹同及第。憲宗元和元年 (公元806年)，應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入第四等。對這連續三次的科考及第，他感到非常自豪，后來回憶說： “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然而，由于應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對策時出言太直，不得為諫官，他僅得到令人很不滿意的周至尉。

元和三年四月，拜為左拾遺。作為諫官，他得到了與皇帝直接說話的機會。授官后，他盡職盡責，且本著“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目的，寫作了包括《秦中吟》 10首、《新樂府》50首在內的大量諷諭詩。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在街上遇刺，裴度受了重傷，武元衡當即死亡。由于這一謀殺案件背景復雜，朝中大臣皆噤若寒蟬。對此，白居易義憤滿腔，忍無可忍，便率先上疏，請求捉拿兇手。于是，那些對白居易早已恨之入骨的權貴們便得了把柄，他們以越職奏事為名，進行羅織構陷，貶白居易為江州司馬。元和十二年冬，遷為忠州刺史。后改任杭州刺史。敬宗寶歷元年 (公元825年) 除蘇杭刺史。曾督率州民筑西湖大堤，變害為利，擴大灌溉面積千余頃。且疏浚李泌領導開鑿的六眼井，以解決百姓的飲水問題。他離開蘇州時，蘇州人民痛哭著為他送行，以至于“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

文宗大和元年 (公元827年) 春，返回長安，拜秘書監。第二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晚年辭官，閑居洛陽，直到73歲高齡時，還抱著“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施慈悲與后人” 的思想，親自發起并資助了開鑿龍門 “八節灘”、“九峭石” 的義舉。會昌六年 (公元846年)八月卒，葬于洛陽龍門。其作品有《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和杰出代表。他繼承并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將杜甫所寫新體樂府詩如《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等篇章的特點加以歸納，又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詩歌理論。他以此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并且和朋友元稹、張籍、王建、李紳等互相勉勵、互相推許，使新樂府的寫作蔚然成風，形成波瀾壯闊的詩歌運動，為中國詩歌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主要有以下幾點內容： (一) 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必須負起“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政治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下交和，內外胥悅”的政治目的。與此相應，他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號，強調詩歌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尤其強調的是“為民”，所謂“唯歌生民病”、“但傷民病痛”。將詩歌與政治以及人民生活相結合，這是他詩歌理論的核心，此前沒有人如此明確地提出過。(二) 闡發詩歌的特性，強調詩的教育作用和社會功能。他以果木成長為喻，生動形象地揭示了詩歌由情感的根兒、語言的苗兒、聲韻的花兒到意義的果兒即從情感沖動而發言創作直到對讀者起潛移默化作用的整個過程。(三) 要發揮詩的社會作用，必須做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形式必須為內容服務。他的詩詞用字都很質樸，是想讓讀者容易明白;其語言直露而懇切，是想讓聞者引起深戒。

新鄭市城關鄉

東郭寺村白居易故里

創作實踐上，白居易是唐代寫詩最多的詩人，現存詩3000多首。根據他自己的分類，其詩分為“諷諭”、“感傷”、“閑適”、“雜律”4類。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諷諭詩。諷諭詩從內容上來說，或揭露時政弊端： 如《賣炭翁》揭露 “宮市” 之弊，《紅線毯》揭露“進奉”之弊，《重賦》揭露“兩稅法”之弊等; 或反映民生疾苦： 《觀刈麥》、《采地黃者》反映農夫的困頓勞苦，《母別子》、《上陽人》反映婦女的屈辱痛苦; 或鞭撻統治者的奢侈、殘暴; 《歌舞》、《輕肥》、《買花》抨擊其驕縱奢侈之風，《杜陵叟》、《宿紫閣山北村》鞭撻其殘酷暴虐之行。從藝術效果來說，他的詩既為人民群眾所喜愛，亦為當權者所痛恨。

白居易的感傷詩中的兩篇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亦堪稱千古絕唱。《長恨歌》寫的是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琵琶行》通過琵琶女的遭遇，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妓女共同的悲慘命運，同時亦聯系自己的身世，抒發了貶官九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的凄苦憤懣之情。兩詩流傳之廣、影響之大，以至于唐宣宗李忱在白居易死后為作悼詞時還滿懷深情地寫道：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白居易的詩在中國詩歌史上有深廣的影響。從內容方面講，他那緣事而發、因事立題的現實主義精神，自晚唐皮日休、陸龜蒙、羅隱、杜荀鶴經宋代王禹偁、梅堯臣、張耒、陸游等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從藝術方面講，受他“不求功律高，不務文字奇” 的通俗平易的語言風格的影響，形成了一個“淺切”詩派，亦即通俗詩派。

總之，白居易以其進步的詩歌理論和豐富的創作實踐贏得了當時以及后世讀者的深切愛戴。如元稹所說： “自篇章以來，未有流傳如是之廣者。”從而成了李白、杜甫之后又一顆詩壇巨星，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閃耀著不可磨滅的思想藝術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