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抱病求學問

高士其是偉大的科普作家。曾擔任過中央文化部科學普及局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協會顧問及科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被推選為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8年病逝。

高士其4歲的時候，祖父就教他識字。祖父拿出《千字文》等兒童啟蒙書，把著他的手，一個字一個字教他。由于高士其從小就受到嚴格的教育，以后逐漸養成了一絲不茍的良好作風。

1918年，高士其考取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3歲的高士其，懷著強烈的求知欲，跋涉1000多公里，來到北京。這千里之行，使高士其看到了舊中國的現實：貧窮、落后、多災、多難……高士其心里想：趕快到美國學會新科學，用新科學來拯救苦難的祖國和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

一進學校，高士其便天天處于緊張的學習之中。1925年，高士其終于畢業了。畢業時，高士其的學習成績在全班名列前茅。他最喜歡化學，抱著“化學救國”的愿望，被保送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化學系學習。

高士其在威斯康星大學學習了一年，成績超卓，于1926年夏轉入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四年學習。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為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的研究生，讀醫學博士的功課。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學聘請為細菌學系試驗室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課題是“食物毒細菌”。高士其對于科學，富有獻身精神。

他為了研究食物毒細菌對人體究竟是怎樣危害的，竟然親自吞食了一種“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吞食以后，他做了仔細的記錄。他的老師和同學都為他擔心，同時又被他為科學而獻身的精神所感動。

1928年暑假后，高士其回到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開始研究腦炎病毒。一天，高士其在實驗室打破了一只裝有甲型腦炎病毒的瓶子，解剖患有甲型腦炎的豚鼠時，又不慎割破了手指。于是，甲型腦炎病毒鉆進了高士其的身體。

一天晚上，高士基正在圖書館里看書，忽然眼睛不聽使喚了。他以為是眼病，到眼科大夫那兒去檢查，查不出病因來。后來，不僅眼病經常發作，而且每到下午，便昏昏欲睡。他的左耳變得聽不清聲音，有點聾了，脖子有點發硬，轉頭也很困難，就連手也有點發抖，腳也不大靈便了。

他趕緊到校醫院檢查，一位神經科大夫經過診斷，認定他確實得了腦炎。他給高士其開了一張病情報告單，勸他馬上停學，回國休養。然而，高士其對困難的回答是戰斗，對戰斗的回答是勝利。他以驚人的毅力，繼續學習。

1930年，高士其終于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讀完全部醫學博士課程，回到了闊別5年的祖國。

高士其來到了北京，來到了母校清華園。老師和老同學看到高士其學成歸國，都感到高興。可是一看他病成這個樣子，又都感到惋惜。有一位老同學勸高士其還是到美國養病為好，在國內那樣落后的醫療條件下，是醫不好病的。

但高士其已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祖國在病中，人民在病中，高士其此時所想的，是急于把自己學到的一點知識貢獻給祖國、貢獻給人民。

高士其在南京中央醫院找到一份工作。高士其看不慣這班“商人加官僚”式的醫生，看不慣“商店加衙門”式的醫院，與之格格不入，便憤然辭職。高士其失業了。這時，曾在美國結為至交的李公樸伸出了熱情的手。他邀高士其到家里休養，并請高士其翻譯一些文章，編點兒童讀物。

1935年，高士其在李公樸創辦的“讀書生活社”認識了艾思奇。艾思奇借給他《共產黨宣言》及其他一些進步書籍。在進步力量的影響下，高士其不僅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找到了科學小品文作為他溝通人民與科學及與反動派斗爭的武器。

盡管他身患重病，握筆困難，但仍決心拿起筆來戰斗。應李公樸與艾思奇之約，他開始為《讀書生活》寫科學小品文，由《細菌的衣食住行》、《我們的抗敵英雄》到《虎烈拉》，高士其把政治、文學、科學熔于一爐，寫出了別具一格的科學小品文。

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他寫了近百篇科學小品，出版了四本科學小品集。高士其以驚人的毅力，在科學文藝土地上，吃力地耕耘著，培育出鮮艷的花朵。

1937年8月，高士其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經過三個多月的跋涉，他終于來到日夜向往的延安。在延安，黨的關懷溫暖著高士其的心。尤其是受到毛主席接見以后，他的心情分外激動，他決心發奮工作，為革命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解放了，高士其以更頑強的毅力堅持創作，從1949年到1965年中，共創作了大約60多萬字的科學小品和科普論文以及兩千多行詩。17年中，他著述了《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學通俗化問題》，“青年向科學進軍”等十幾本書。

1976年以后，年逾古稀的高士其同志全身癱瘓，講話困難，行動不便，然而他卻以超人的精力忙碌著，把全部生命獻給了科普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