絞殺市民經濟的清王朝

從清軍進關到北京做皇帝，直至鴉片戰爭以前的這段時期，清王朝經濟政策的基本方針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恢復和穩定了農村經濟;另方面打擊和絞殺市民經濟(指自由商人，獨立手工業者和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形成的經濟)。盡管在康熙、乾隆、嘉慶時代，城市經濟有進展，但從總體看，它對市民經濟推行強力摧殘和強力壓制政策，而且還采取扶植封建性的壟斷商業、高利貸等，來抵制新興的市民經濟。

清朝對沿海、沿江經濟比較發達比較先進的城市，實行強力摧毀的政策。不光是屠城，東南地方連農村都成了廢墟，四川也是這樣，弄得民無遺類。江西很多地方看不到人跡。當然它的主要鋒芒是對城市。歷史上著名的城市遭到血洗，如“揚州十日”。當時揚州不僅是鹽商聚集的地方，而且是商業、手工業發展的地方，是南北交通的中心。還有“嘉定三屠”，江陰殺了二十多萬人，只剩下八十三個人等等。皖南也是這樣。凡是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城市，差不多都遭到了徹底的血洗和毀滅。這樣，就把資本主義胎兒絞殺在母胎之內。譬如康熙、雍正、乾隆時代嚴格禁止和限制人民開礦。因為開礦能把四面八方沒有職業的失業人民聚集在一起，“聚眾藏奸”，這非鬧革不可，所以“斷不可行”。嘉慶時請求開礦的商人、官員，無不受到斥責。即使讓他們開礦，稅也是很得的。或全部官買，或官買很多，只留下很少一部分讓開礦的人自己去賣。為的是壓制市民階級，約束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全國各地設立“常關”、“厘局”，用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束縛自由商人的資本活動，束縛獨立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你要掠起來，他就控制，還要強派“好漢股”，就是衙門要占股，有勢力的人要占股，如皇帝的親戚在西山煤礦占股，不僅要分紅利，政治上還要控制。

另一方面，它盡力扶植錢莊、票號、當鋪高利貸的發展，予以種種特權。山西人開的錢莊遍天下，就是從清朝發展起來的。當鋪很多，譬如乾隆時代的大臣和珅，就有當鋪七十五座，資金白銀三千萬兩。每年利息達到本錢的三、四倍。扶植米、鹽、珠寶、綢緞等方面的大壟斷商，北京這樣的大買賣更多;在內蒙的呼和浩特，康熙在三征噶爾丹的時候，扶植了一個最大的商號叫“大盛魁”。當時，“大盛魁”支配了當地漢人和蒙人的全部經濟生活。他們的稅收負擔很輕，很多重利高價的商品比普通的小商品的稅還低，甚至不收稅，保護他們的高利貨等等。出現了很多賤買貴賣，歲入巨萬的豪商大賈，他們的資財動輒幾十萬，幾百萬，生活非常豪奢。譬如當時懷柔有個姓郝的，皇帝到他家去，他做了一百多樣山珍海味給皇帝吃，吃一天飯，費十幾萬。揚州鹽商的錢多得很。乾隆七次下江南，大鹽商都請他吃飯，向皇帝進貢，動不動就是幾百萬兩銀子。當時，大官僚、大貴族差不多都有當鋪、綢緞鋪、珠寶鋪。形成這種商業、高利貨畸形發展和轉向土地兼并。滿族貴族也參加放“印子錢”，借出以后，一個月借一元還兩元，再過一個月，這兩元都算本錢，過一個月零一天，就得還四元，再過一個月就是八元。

清朝統治者一面盡力扶植封建性的大壟斷商、錢莊、當鋪等等，一面拼命壓制、打擊自由商人、手工業者，如嚴格禁止華商出海貿易，不準人貨出口;有時準許出口，但也嚴格限制人數，要用小船，哪天去，哪天回來，護船武器帶多少都有規定。同時限制大船的制造;華商出口貨物要加重征稅，外商進口貨物征稅卻低得多，甚至不征稅等等。

清王朝推行絞殺市民經濟政策，給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帶來很壞的后果。中國從明朝開始市民經濟已經開始成長，資本主義萌芽已經產生，如果任其自由發展，中國的封建社會不會拖得那么長。由于清廷采取了那樣的反動政策，對歷史的前進起了促退作用。歷史教訓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基本方針是否正確，對社會進步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