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府一寺　各有其主

三府，指的是“薩府”“魁府”和“后府”三個私人府邸。一寺，指的是回族“清真寺”，該寺屬于回族人的集體財產。上述三府一寺，均系清代建筑物，今天均有幸列入“國保”單位了！

“薩府”

“薩府”的原名叫“吉祿府”，坐落在清代城池尊仁街以東、永樂東胡同中間處。因在地理方位上與尊仁街以東、永遠東胡同中間處的“后府”正南北相對應，故名“前府”。這個“前府”與舊街村的“錢府”不是一回事。

第一位宅主人是索柱；第二位宅主人是吉祿（索柱之子）；第三位宅主人是薩凌阿。始建時間：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建筑特征：四合院。

索柱，姓顏扎氏，系佛滿洲整黃旗人，分冠漢字單姓為“鄢、尼”，其后裔現散居于搜登站、吉林市和北京市等地。

顏扎氏，母姓為“顏盞氏”，祖籍琿春，遼代長白山女真人，金稱“顏盞氏”，明稱“顏扎氏”，分冠漢字單姓為“張、鄢”。清康熙十五年（1676），奉旨隨寧古塔巴海將軍移駐吉林城，同年撥居打牲烏拉城。

清康熙三十五年（1701），官至五品右翼領。稍前，官至打牲領催、驍騎校。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翼領升授四品總管，賞頂戴花翎，年食銀三百三十兩（含養廉銀）。轉年，仿京八旗四合院格局，開始興工動土造私邸了！

清乾隆三十年（1765），因事降職，留用翼領。三十四年（1769），復任四品總管。五十年（1785），因功升任吉林副都統兼打牲烏拉總管。五十三年（1788）農歷正月間，因病辭職。是年，逝于家中。

“索大人”在升任吉林副都統和兼任總管期間，為家鄉辦了三件可圈可點的好事。

其一，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農歷十二月二十一日，經他奏請，由時任吉林將軍額勒登批準，撤銷了永吉州（吉林城）“烏拉倉廒”的直管權，改由烏拉總管直管。倉廒，即為糧庫，址在今舊街村西、松花江岸東原舊街糧庫舊址上。原因是州城直管時，荒災之年賑濟不及時，繼而造成烏拉牲丁流離失所。

其二，清乾隆二十七年（1763），經他奏請，由時任吉林將軍恒祿（佛滿洲鑲藍旗人，第二十六任）批準，將舊街的舊糧庫廢掉重新選址建新庫。新庫，就是位于“后府”南側的“積谷倉”。新庫“積谷倉”是按地支、天干相造的，計七十間。為什么移址了呢？因為舊糧庫依江相建，松花江水患頻仍，受水氣而造成塌坍，給烏拉街造成極大的經濟財產損失，官丁怨聲載道。

其三，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農歷五月十三日，經他直接奏請都虞司后，軍機大臣合議批準決定，凡是烏拉總管要職暫缺時，或由吉林副都統兼職，或由吉林將軍兼職。這樣做的好處是，既能提升政治地位，又能加大管理力度。

此人由于年齡和身體原因，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農歷正月間，主動提出辭呈，經時任吉林將軍恒秀（佛滿洲宗室覺羅人，第三十四任）奏請，內務府大臣合議后，決定將他的兒子吉祿（官到內務府郎中）由京調回烏拉街，子襲父職，接替四品總管。從這一年起，宅主人改成吉祿，所以又稱“吉祿府”。

自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始，至清嘉慶元年（1796）止，共任期九年零四個月。嘉慶二年（1797）農歷五月間，又升任吉林副都統兼烏拉總管了。居家烏拉街，為官兩地。嘉慶七年（1802）農歷十二月間，因家中老母年八旬，需在身邊盡孝道，于是主動提出了辭去吉林副都統一職，專任總管，俸祿照舊。嘉慶十六年（1817），逝于家中。

清咸豐二年（1852），其兒女將家舉遷吉林城。稍后，將私邸賣給了薩凌阿。

薩凌阿，姓烏顏氏，系烏拉街佛滿洲整白旗人，冠漢字單姓為“吳”，祖籍圖們江流域。先為遼女真人烏延部（氏），后為金女真人烏丸部（氏），清定稱“烏顏氏”。

明烏拉部女真人當中，就有當年布占泰率兵由圖們江掠奪而來的烏顏氏。烏拉部滅后，留居烏拉城。

清咸豐元年（1851）之后，此人由珠軒達升任驍騎校。之后，調撥到烏拉協領當差，升為馬隊（騎兵）參領，出征陜西、山東兩地。因功被時任吉林將軍金順所器重，旋升營總、營統領，從金順出征甘肅嘉峪關、肅州城（今酒泉縣）和新疆伊犁三地。

“薩大人”戎馬傯倥十余載，期間身負重傷數次，可謂“九死一生”。又因功授以后補烏拉協領，賞雙眼花翎。在補任協領期間購置了“吉祿府”。事后，又奉旨率烏拉協領兵駐防新疆烏魯木齊城，再度因功升授領隊大臣。

清光緒十三年（1887），全年在家休假養病。轉年，又奉命率隊駐防甘肅西寧城，再度因功授以欽差大臣一職。

清光緒十六年（1890），因老母病逝而回烏拉治喪，身患眼疾，久治不愈，所以主動提出辭呈，一心在家中養病。三十年（1904），病逝于家中。

值得提及的是，“薩大人”的老母王氏教子有方，在年逾八旬時備受光緒帝賞識和關注。因此，在其過生日之前特意恩賜匾額一方，上書“愛日舒長”四個字，常年懸于正房房門上方，同時還加賞八經緞袍一件，紫檀木的三鑲玉如意一柄。

1947年10月17日烏拉街解放，同年年底，將該宅產權歸為國有。1957年8月始，辟作永吉縣第三中學（永吉三中）教員室，期間數次修修補補。2007年春，由吉林市人民政府出資修繕，未幾，因事擱淺。2015年8月至2016年秋，正式修繕完畢。1982年，列為“縣保”單位。2001年，列為“市保”單位。自2013年始，納入“國保”系列。

需要厘正的是，在近年吉林市出版的史料中，不知緣何將“薩府”主人“薩凌阿”更名“薩英額”了。史有明載：“薩英額，姓張氏，字吉夫，吉林人，隸滿洲整黃旗。道光（1821—1850）初，任堂主事，尋擢西陵（清西陵，址在今河北易縣）工部郎中。輯有《吉林外紀》十卷。”

薩凌阿和薩英額不是一人。具體差別有七：一是名字不同，二是氏別不同，三是旗別不同，四是時間不同，五是閱歷不同，六是居地不同，七是家世不同。

“魁府”

“魁府”以人名命名，坐落在清城尊仁街以西、中西街道北（今鎮政府西院），因與“后府”東西相偏對，故不確切地別稱了“西府”。

第一位宅主人是王魁福；第二位宅主人是王棟齋（王豫順，系王魁福三子）；第三位宅主人是張茂堂（張德福）。始建時間：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擴建和續建時間：民國十二年（1923）。原建的特征：三合院。后擴后續建的特征：三合院。前者是晚清八旗風格，后者是民國初的漢宅風格，所以不是“滿族二進四合院”。

王魁福，漢人，字介臣，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生于安達木（今吉林市龍潭區金珠鄉安達村），祖籍山東濟南府平原縣王家莊（今德州市轄），系新漢軍整白旗人。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遷祖王金財因罪由京城發落打牲烏拉城，卜居百家屯（今昌邑區九站經濟開發區新村）。三代后，東遷安達木屯，為烏拉總管衙門捕魚“下五旗”世家。

傳至五世二祖依常阿，傳七子長八音泰，次七十，三白常阿，四思騰額，五納斯洪阿，六吉凌阿，七錫凌阿。

六世五祖：納斯洪阿，有妻無嗣；六祖：吉凌阿，傳一子：王魁福。為了解決“一枝兩不絕”的續香火問題，納斯洪阿和吉凌阿兄弟兩人，作出共同撫養王魁福的決定。王魁福于是擁有了兩個爹。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滿十六時被編入烏拉協領衙門兵丁行列，開始習練騎射武功。

清咸豐八年（1858），隨烏拉佐領富平阿（佛滿洲鑲白旗人）出征湖北麻城（今麻縣）、隨州城（今隨縣），進剿白蓮教反清義舉勢力。戰后升任驍騎校，從征河北、山東和河南三地。

清同治九年（1870），升為烏拉協領衙門佐領。是年六月間，因進剿吉林城境內的“胡匪”有功升任協領。十一年（1872），率軍遠征甘肅肅州城（今酒泉縣）。

清光緒三年（1877），又奉旨率軍出征新疆，參與收復烏魯木齊、昌吉、呼圖壁三城之戰。戰后，升任都京頭等侍衛。待新疆“瑪納斯之役”結束后，授以“記名副都統”。

清光緒八年（1882），升任古城（今新疆奇臺）領隊大臣。十一年（1885），授新疆科布多參贊大臣。在率兵于伊犁（綏定縣）和羅剎交戰時喉部負傷，險些喪命。這一年，生母常氏已年過七旬，由光緒帝御賜匾額一方，上書“金萱錫瑞”四個字，同賞八經緞袍一件、紫檀木的三鑲如意一柄。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因功被召進京，又加賞白銀千兩和衣錦等物，改任查城大臣。事后，調任祭哈爾（今劃歸河北省轄）副都統。三十一年（1905），年七十三歲時，再晉升張家口（今河北張家口）都統。轉年，因年邁多病而辭職。

清宣統二年（1910）農歷二月間，病逝于張家口家中，享年七十七歲。卒后，朝遷在京為他操辦了千人吊喪儀式，有萬人參與奔喪活動，并將其遺像（畫像）置于“先哲祠”之中。

王魁福，相繼娶徐（原配夫人，姓舒穆祿氏，安達木人）、趙（繼配夫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徐（原配夫人親妹妹）、郭四氏，前三位夫人均有女無子，唯獨四夫人郭氏傳三子：長王成順，次王文順，三王豫順（王棟齋）。

“魁府”是當年專為原配夫人徐氏、繼配夫人趙氏、續配夫人徐氏三位女人建造的養老之所。只有四夫人郭氏一人隨夫而居。竣工時間：清光緒之前、二十四年（1898）之后，三十一年（1905）之前。

正房西屋常年陳設佛堂，為三位夫人作法事所用，一年四季香火不斷。東屋為大夫人徐氏和女兒所居，傭人住堂屋。

西廂房，北頭為二夫人趙氏和女兒所居。南頭為傭人居所。

東廂房，北頭為三夫人徐氏及女兒所居。南頭為傭人居所。

八世一祖：王成順，傳一子：王天一。二祖：王文順，傳一子，王天佑。三祖：王豫順（王棟齋），傳一子，王天從。

九世祖：王天從，傳一子：王林吉。

清朝末年，王成順官至校尉，授以藍翎。王文順，官至知州步軍統領衙門主事。王豫順（王棟齋）于民國初歲官至京兆地區賑務處委員、安廣（今吉林省大安縣安廣鎮）縣知事。待三位夫人作古、女兒外嫁后，由此人接替了宅主，成為第二位主人。

王天一，后況不詳。

王天佑，居京城，后況不明。

王天從之子王林吉，傳二子，一位家居今楊木鄉小荒溝村，一位家居今樺甸紅石鎮紅石林場。

張茂堂（張德海），漢人，家住烏拉街萬家村。民國初年，先后出任過吉林督軍兼省長張作相時期的松花江上游水上公安局局長、偽滿洲國吉林省濱江道區保衛督練兼清鄉督辦。偽滿時期的清鄉委員會，實屬與人民為敵的反動組織，所以此人是個漢奸式人物。

民國十一年（1922），張茂堂從王豫順手中買下“魁府”（正房、東西兩廂和大門棟）以后，在原有的三棟房一絲未動的基礎上，只拆掉了大門棟，接之向南改建和擴建了西廂房南棟、東廂房南棟，重新建造了門房式門樓。正因如此，在同一個院內出現了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建筑物。前（南）后（北）不一致，咄咄怪事！

1947年10月17日烏拉街解放，同年年底，將該宅產權歸為國有。以后的以后，辟作過永吉縣農業展覽館、烏拉街公社革命委員會辦公室、公社招待所等。1982年，列入“縣保”單位。2001年，列入“省保”單位。自2013年始，納入“國保”系列。

“魁府”東院是1935年時，由郭文純、姜秀蘭、劉瑞芬三人開辦的“首善產院”（今鎮政府址）。

“后府”

“后府”以方位命名，坐落在清城尊仁街以東、中西街以北的永遠東胡同極東頭。有關民間流傳的“侯府”之說，與事實不符。“侯府”是“侯府”，“后府”是“后府”，二者不是一回事。

第一位宅主人是云生、貴生（云生之弟）；第二位宅主人是烏音保（云生長子）。建成時間：清光緒十九年（1893），工期約八年左右。建筑特征：晚清八旗貴族二進四合院。

五世五祖：書騰阿（家住烏拉街汪屯，官至三品總管），娶趙、關、王、傅四氏，傳二子：長云生，次貴生。

六世一祖：云生，娶李、王二氏，傳二子一女：長烏音保，次富森保；女，玉姑。二祖：貴生，娶李氏，傳三子：長巴音保，次富隆保，三多倫保。

七世祖：烏音保（1854—1923），娶趙氏，傳三子：長海珠（1874—1937，官至拉薩候補知府），次海安（1881—1952），三海功（1889—1924）；富森保（1856—1913），娶成氏（系成多祿親姐姐），傳二子：長海蔭（1890—1954），次海珀（1894—1965）。

巴音保，娶伊氏，后況不詳；富隆保，娶王、閰、趙三氏，傳二子：長海田，次海鵬；多倫保，娶田氏，后況不詳。

云生，字奇峰，清道光十一年（1831）生于汪屯。年五十歲，因功旋升三品總管，年食俸銀一百三十兩，外加養廉銀二百兩，合計三百三十兩。之前，先后官至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筆帖式、倉官（主管舊街村西的倉厫）、驍騎校、四品翼領。

當年云生升任三品總管的歷史背景是，“（之前）適奉旨開河采珠，因停止多年，諸端廢馳，詔命嚴迫。總管某公，束手無策。”總管某公，既指二十九任（兼）的巴揚阿，也指三十任的格圖鏗阿。

自從云生上任之后，南至松花江上游，北至黑龍江瑗琿，南北數千里，“隨舟暮宿，巡視百日。”在他精心謀劃之下，終于“采珠如額，循例呈進”了。因此，接連被光緒帝召見八次，得到了皇帝和“老佛爺”慈禧太后的賞識，并額外嘉獎了貴重物品。歷史的重要物證是，慈禧太后與云生在北京前門曾經合影留念。基于此，開始耗重金建造私人府邸了！

在興工動土之前，云生攜其弟貴生二人，將家遷居鎮內（即今鎮派出所后身的協領衙門后院），方便看管照顧過道道東的“后府”私宅。繼建過程，就是臨時居住道西的過程，這一重要環節，是烏拉街人所不知的。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升調伯都納城（今松原市伯都鎮）副都統。二十八年（1902）農歷七月間，應時任三品總管臺春之約，參加了《重修烏拉圓通樓記》撰文一事，成為署名八員之一。事后，病逝于伯都納城，享年七十二歲。

值得一提的是，在云生離任之前，成多祿作為晚輩之人，特意赴“后府”邊省親邊敬上一副楹聯，上聯寫的是“烏拉古江山，想此邦秀毓靈鐘企望久鐘文露國”，下聯寫的是“彎章新拜崇，待他年中安外撫邊功應邁赴屯田”。

烏音保，字寶臣，清咸豐四年（1854）出生汪屯。年四十三歲時官至驍騎校，后升任左翼翼領。宣統元年（1909），年五十六歲時升任三品總管。三年后（1911）大清滅亡，兩衙合并，改成“旗務辦事處”。因此，成為最后一位“總管大人”。

民國十一年（1922）秋，在“胡匪”洗劫烏拉城時，被綁票東去板門廟。轉年，難死于異地他鄉的張廣才嶺腳下，享年六十九歲。最后一位“總管大人”，就此結束了人生歷程。

富森保，字錫臣，清咸豐六年（1856）生于汪屯。曾以驍騎校身份參加了《重修烏拉圓通樓記》立碑奠基儀式。后來官至四品翼領，屬于打牲烏拉城最后一批翼領官員。民國二年（1913）卒，享年五十八歲。

貴生的后裔哪里去了？據貴生四世孫趙智泉自述，在1922年烏拉街“跑小傻子”那陣子，為避家難，遠走他鄉，去了人煙稀少蒙古人的聚居地庫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市），在這座“紅色的英雄城”里安家落戶，從事皮草生意和牲畜生意。“后府”占地4733平方米，建筑風格與京城里的親王府相同。四周院墻用水磨青磚砌就，南北長97米，東西寬49米，高3.3米，總計292延長米。真可謂“深宅大院”。

大門坐西朝東，在院墻東側。門樓三間，呈一高（中間）二低（南、北兩側）滾脊式。其中中高5米，兩側低高4米，南北通長9米。

在門樓南、北兩側圍墻上邊，共鑲嵌8個拴馬環，石刻，狀如大象的鼻子。門南4個，門北4個。在環下方的地表面上，還鋪著每塊2米見方的漢白玉石板，計8塊。

在門樓的樓檐下方，置四組磚刻浮雕。內容是“天官賜福”“合和二仙”“劉海戲金蟬”“福祿壽三星”圖案。

在門樓上方的中央處，門里門外各懸掛著一方匾額，字色同、底色異。其中外額是黑底金字，書的是“坐鎮雍容”四個字。內額是蘭（湖蘭）底金字，書的是“茂實菲聲”四個字。相傳，前一匾額是時任奉天將軍伊克唐阿、吉林將軍德英、黑龍江將軍長順三人聯手贈送的，后一匾額是家住烏拉街風口村滿洲整黃旗人瓜爾佳氏（關姓）的第四輩侯（福侯）敬獻的。

門樓外邊的大門兩旁置一對石獅，兩則另各置一塊“上馬石”。大門板兩扇，用鐵葉包制而成，上面為菊花鉚釘圖案。

在東開門的中央正東處，置水磨青磚影壁一個，南北長7米，高3.5米。上邊是“海上日出”浮雕圖案，在露出海面的日光上邊，刻著“當朝一品”四個字。走入大門樓之后，是俗稱“頭道院”的外院。

緊依大門樓里側圍墻兩側，各有一護門房，既是看家護院人休息之地，也是來往人員辦事之所。南邊，東廂房三小間，為勤雜人員炊事房。西邊，廂房六小間，其中南三間是平時存放轎子用的，北三間是平時存放糧米用的。

在頭道院（外院）西南角上，有個通往圍墻外邊菜地的“院角門”。門外北是馬廄，證明“后府”家中飼養乘騎的馬匹。

在頭道院（外院）南側，另有南正房小五間。其中東三間，是雜役人員的寢室。西二間，是客廳。證明“后府”家中日常來客較多，并非“老死不相往來”。

在房門的上房正中央處，懸有蘭（湖蘭）底金字匾額一方，上書上下對應的二十個字：祖、父、兄、叔、姑、妯孫、子、弟、侄、嫂、娌。

以上合璧是“祖孫、父子、兄弟、叔侄、姑嫂、妯娌”之意，旨在打造和諧家庭及和諧社會。

在外院（頭道院）與里院（北院、后院）的中軸線上，置一道東西向的水磨磚花墻，高2米，方石砌基，面上琢有“六冪形”花紋圖案。花墻脊上鑲嵌著古瓦，呈圓形滾脊狀。

在花墻正中央位置上，有一滾脊式小紅門樓，樓檐雕塑禽獸、花卉、魚蟲木雕圖案。小紅方樓上方，一里一外又各置一方小匾額。其中外（南）方陰刻著“繩直冰清”四個字，里（北）方陰刻著“蘭桂友芬”四個字。相傳，前者是慶親王（永璘之后裔）贈送的，后者是清末狀元陸潤癢敬送的。

由南向北，過小紅門樓（院門樓）后，便是今天殘存下來的里（后）院，為三合院格局。正房五間（今幸存者之一），東廂房五間（已于1979年9月27日夜間被人為地焚毀無跡），西廂房五間（今幸存者之二）。院內中間天井處，由方形青磚鋪砌而成。

正房，坐北朝南，東西長16米，南北寬10米，高8米余，前出檐廊寬2.4米，東、西各有一券門，高1.89米，寬73.5厘米，共有四根明柱，柱下是上圓下方花崗巖石礎石。柱與柱之間，相距3米余。

東廂房，坐西朝東；西廂房，坐東朝西。南北各長15米，東西各寬9米，前出檐廊各寬2.4米。東、西兩廂房，均與正房相距78厘米。在兩廂的房山墻券門上，均設回廊，廊脊高3.44米，檐高2.3米、寬3.4米。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前出廊檐后出梢”的真實寫照。

正房與東、西兩廂之間，由扶手游廊相接連，合計十五間宅屋。宅屋的墻壁，均由水磨青磚砌就。民間的“磨磚對縫”之說，由此而來。

在正房東西兩側山墻上，以及東西兩廂的山墻上，均鑲嵌著一幅磚雕圖案。其中正房的山脊上部位，浮雕圖案的名稱是“串枝壯母”。墻中間部位，腰花圖案的名稱是“雙喜花籃”。垂脊南側，各有一圖案，其中南者名稱是：“琴棋書畫”。北者名稱是“富貴有余”。

正房東、西兩側，各有一高8米的煙囪。在煙囪口上邊，置有一個三層立體小樓，俗稱“風樓”。在風樓四角上，又各持一個青銅質地的小鈴鐺，俗稱“風鈴”，實為“驚雀鈴”。

在正房東西兩側連同兩廂的墻壁中間，又各有一半圓形小角門。東南門，是通往后邊菜園子的；西角門，是通往“西花園”的。

在東角門上方，有個扇面形圖案，上邊磚刻著“居仁”二字。西角門上方，也有個扇面狀圖案，上邊磚刻的是“由義”二字。

在正房北側的圍墻拐角內，一東一西，又各有一磚瓦結構、占地40平方米的倉庫。

南大墻里、南客廳北側，是一片菜地。在菜地西南角上，另有三個書房，俗稱“南書房”。

在西大墻里、西花園北側，有一四角落地式的涼亭，名曰“賞花亭”。在涼亭正南處，有一假山，俗稱“鰲山”。山下是蓮花塘和養魚池，池間有一條玉石板小橋。

上述布局才是“后府”的全部相貌。豪華程度，不是親王府卻勝似親王府，不是大觀園卻勝似大觀園。

“后府”是民國十一年（1922）農歷七月十八日午夜時分，被報號叫“小傻子”的一綹土匪洗劫一空的。事發后，正房東屋俗稱“跑金魚”的那條水晶石炕沿從此下落不明了！主人烏音保就是在這一天夜間被綁走的！

“小傻子”是誰？無論如何不是“馬傻子”馬占一。原因是，此人死于清同治五年（1866）農歷五月份。應當另有所指，即家住今伊通滿族自治縣的“孫傻子”。

“后府”是民國三十四年（1945）農歷十月底，才正式人走樓空的。歷史是，辛亥革命，清朝傾覆，“后府”蕭條，直至“滿院沉沉野草花”了！

需要厘正的是，誰是“后府人”？多少年來，烏拉街也罷，史家們也罷，只知道云生而不知道貴生，只知道云生首居“后府”而不知道貴生與其兄同吃同居于“后府”，無疑是件憾事！

事實上，可稱作“后府之人”者，只有云生、貴生兄弟二人的兒孫。具體說來，是云生的二子，以及他的五個孫。貴生的三子，以及他的（已知）兩個孫。凡未出生在“后府”者，只能稱作“后府的后人”而已。

“后府”的沿革如同“走馬燈”一般，極其復雜，在某種程度上，烏拉街解放前夕，成了一方的“風向標”和“晴雨表”。具體情況如下：

（一）民國三十五年（1946）農歷二月間，共產黨領導的永北縣保安團（先與舒蘭縣保安團合并稱“永北縣大隊”，后更名“永吉縣大隊”）由團長張德祥率隊駐防烏拉重鎮，入駐了“后府”。同年農歷五月二十八日，該部為實行戰略轉移，撤除“后府”后，開赴缸窯鎮，史稱“五·二八撤退”。

（二）共產黨軍隊前腳剛走，國民黨軍隊后腳隨到。國民黨八十八師輜重營由營長楊光耀率隊駐防烏拉街重鎮，入駐了“后府”。期間，拆掉了正房后側的東、西兩個倉庫，改造成一座碉堡。

（三）同年農歷七月間，國民黨二六二團三營與八十八師輜重營兩家換防，前者撤出，后者入駐。當年率三營駐防烏拉街重鎮，入駐“后府”的是營長石日深。

（四）同年農歷九月間，國民黨新八軍又與八十八師二六二團三營實行大換防。至此，新八軍下屬一個步兵營，入駐了“后府”。

（五）民國三十六年（1947）春，國民黨縣（永吉縣）保安隊由隊長肖冠三率隊，入駐了“后府”。同年農歷六月間，這支部隊被我共產黨軍隊即突擊隊第二縱隊全殲于烏拉街鎮內。

（六）同年農歷九月初四（10月17日），拂曉時，烏拉街徹底解放。民國三十七年（1948）農歷三月間，永北縣人民政府機關由缸窯鎮遷址烏拉街，入駐了“后府”。至此，變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方政權辦事機關臨時所在地。

古城烏拉的解放前夕，“后府”一時間變成了國共兩黨武裝勢力三進三出的重要集結點。

（七）1965年8月至1966年5月間，臨時性辟作了永吉縣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館。從1966年6月始，由于縣社教展覽館撤銷而變為永吉縣文化館直管的文物庫房，常年由縣文化館烏拉街分館負責派專人管理，房是國有房，地是縣館的菜地。從1971年12月28日開始，列為永吉縣首批“縣保”單位，使用單位仍是縣文化館，管理單位是縣文化館烏拉街分館。具體負責人是尹郁山。

（八）1975年4月間，經縣政府批準，辟作永吉縣“五·七大學”校領導干部家屬宿舍。該校址在原永吉師范址（永吉三中南院處），與縣師范是一套班子，兩套人馬。正職（劉紹成）住正房東屋，副職分住東西兩廂。

（九）1978年9月11日，經縣政府批準，改作永吉縣衛生學校領導干部家屬宿舍。正職（金成海）住正房東屬，其中西廂房，臨時借給縣拖拉機修造廠（俗稱“四化站”，后改成縣酶制劑廠）用作倉庫。轉年，9月27日午夜前夕，東廂房被人為失火而化作了灰燼！

（十）自1983年元月始，改由永吉縣文物管理所直管，委托楊（縣衛校女教師）、吳（鎮派出所民警）、王（鎮廣播站干部）三戶人家，為看管“后府”而入住了正房東西兩屋。期間，原三合院的南（前）院，險些被鎮政府蓋成干部家屬住宅樓。當時重視文物的是縣政協。

時過境遷，歲月流年。自烏拉街解放到今天，年復一年，日復一日，蠶食吞噬“后府”風貌者，先是“四化站”，接之是“酶制劑廠”。

“后府”的性命，并非斷送于戰火之中，而是斷送在那些愚味無知者的手中！

“后府”是文物。文物承載著燦爛文化，傳承著歷史文化，維系著民旗精神，是不可再生的國家資源。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人們對歷史文物只能有敬畏之心，不可有藐視之情……“后府”的知名度最大，被破壞的程度也最甚。對此，多家媒體曾給予曝光，故引起全社會關注。

1998年12月7日，喬邁、朱晶、胡昭、馬淑媛（女）、張新民、傅百齡、胡冬林等七位作家、詩人，金恩輝、關德富、張文芬、姜瞬慈、趙聆實等五位研究員，邵干、汪波、趙勤、秋素麗（女）、于今昌等五位高級記者、編播員，吳廣孝、叢佩遠、傅朗云、楊旸、李澍田、王漱石、孫中文、李大有、蔣光宜等九位教授，省民研會會長曹保明、省廣電學會會長蔡興源，以及高級教師趙君揚和民營企業家趙文加等，計30人，聯名給時任省長王云坤提交一份“關于保護烏拉街鎮內歷史遺址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后府）的建議書”，旨在促進“后府”的維修進程。12月13日，省長王云坤作了批示。12月15日，副省長全哲珠、省文化廳廳長周維杰分別作了批示。值得一提的是，該《建議書》中有兩處硬傷。一個是“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后府）”的提法不妥，另一個是“1740年（乾隆5年）清朝廷設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時間概念有誤。前者將官邸與私邸合二為一了，后者將始設官衙時間縮短了八十三年。

“清真寺”

有清一代，僅在清城的烏拉街城池內，就有由官府直管的“四廟、三祠、一寺”之說。一寺，指的就是回民獨有的“清真寺”。“清真寺”，坐落于清城尚義街南頭道東，寺院東便是回民協會址。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坐西朝東，大殿呈長方形宮殿式的樓閣，北廊五間，南廊三間，對廳三間。正殿上懸有“德維教化”匾額一方，出自康熙皇帝的御贈。對此中央電視臺《中國百縣巨變》西部頻道記者潘春江及其一行，曾于2003年做過專訪，證明這方御匾在中國歷史檔案中有明載。同時說明在新城未建之前，此處已有了“清真寺”，回民已居舊街老城的南門外的大南頭了！

以時間而論，該寺早于新城十四年。

清光緒元年（1875）秋，經回民協會商議后，仿北京牛街“清真寺”內的《康熙贊碑》立碑一尊。碑文內容如下：

“朕評漢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門，修仙成佛，誘真歸邪，不法之異端種種生焉！既往不咎，再違犯者斬。漢諸臣官之職，時享君祿，按日朝參。而回逐日五時，朝主拜圣，并無食朕俸，亦知報本，而漢不及于回也！通曉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虛報回民謀反者，職司官先斬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寺，不可違命，勿負朕恩，有愛道之意也！欽此欽遵”。不幸的是，此碑于“文革”中被毀，殘件下落不明。

1984年7月，經張阿訇提供素材、永吉縣政協常委尹郁山寫提案后，由省民委撥五千元專款予以維修。新建寺門一座，《清真寺碑記》一通，直至迄今。

吉林市城區內，擁有三座“清真寺”。其中“東清真寺”（東寺），始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西清真寺”（西寺），始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北清真寺”（北寺），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相比之下，烏郡的“清真寺”，早建于吉林城內三寺。為什么吉林市又叫“拱北寺”呢？原因是，建于伊斯蘭教門宦教主的墳墓墓地之上。

據《吉林回族》一書記載，全省有“清真寺”計九十六座，其中建于清代四十五座、民國年間二十座、日偽時期十四座、時間難測的十二座、新中國成立后五座。在清建的四十五座之中，除九臺蜂蜜營子“清真寺”（1680）早于烏拉街“清真寺”（1692）十三年以外，就再也沒有超過烏攔街“清真寺”建寺之史了。由此推論，蜂蜜營子第一，烏拉街第二。殊不知，今天的九臺市胡家回族鄉蜂蜜村，原名叫“蜂蜜營子”，時屬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所屬“五官莊（屯）”其中的一個莊（屯）。以時間而論，全省第一、第二兩座“清真寺”，均出自清代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轄區內。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這叫作“九九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