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教育改革的失敗

戊戌維新前后的教育改革，在歷史上樹立了豐功偉績。康有為、梁啟超等資產階級維新派在學校與科舉、新學與舊學、西學與中學的斗爭中，在教育的理論和實踐上，對于封建教育的廢除、資本主義新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國資產階級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艱難成長起來的，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顯得異常軟弱;又由于他們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又使他們在斗爭中具有明顯的妥協性。因此，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維新派所提倡的新文化新教育，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在帝國主義奴化思想和封建復古思想的聯合進攻下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去了靈魂。這種失敗的主要教訓在于：

一是，維新派的教育改革，當時還不可能完全擺脫封建教育的羈絆。比如他們為了宣傳西方資產階級學說，就強調中西文化的一致，這樣固然易于為人們所接受，也利于回擊頑固派的非難，但是這種片面的做法也必然導致對封建舊教育批判不力。他們雖然提倡資產階級的教育制度，對八股科舉的抨擊不遺余力，但是他們進行改革所依據的理論武器卻主要是孔子改制說。就是說，他們一方面竭力抨擊封建文化教育，一面卻又依附“圣賢”。在封建主義旗幟下，對封建教育進行改革，這就決定了這種改革必然不可能是徹底的，因而，資產階級新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

二是，在教育改革與整個社會改革的關系問題上，維新派又往往陷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盡管他們有時也指出政治律例和官制改革的重要，但綜觀維新派全部的理論與實踐，他們實行變法的主要思路是：廢八股、變科舉——興學校、學西方——開民智(其實主要是紳智)——君主立憲。這就是說，通過教育改革，就可以使社會獲得最終的改變。這就過高地估計了教育的作用，割裂了教育與社會的聯系。

三是，維新派的改革家們在戊戌時期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奴化教育的實質，這是他們的教育改革最終歸于失敗的又一個原因。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封建政權的后臺和靠山，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教育的盟主。帝國主義一方面通過傳教士開辦教會學校等方式直接對中國進行文化教育的侵略和浸透，另一方面則支持反動的封建勢力，阻礙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教育獨立自主的發展。帝國主義的目的，是要變中國為它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可惜當時的維新派還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總以為西方的先生們會真誠地幫助中國的學生們變法自強，因而就難免被帝國主義分子的宗教家、慈善家和教育家的外衣所迷惑，他們特別是對英日兩國多少存有幻想。這樣，就輕視了對于實際上作為反動文化教育盟主的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批判。

戊戌維新的教育改革，作為整個維新變法運動的一部分，它遭到夭折的厄運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維新派注意了改革，卻沒有考慮因改革而丟掉飯碗的一大批舊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沒有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對立面;其次，一場重大的改革，沒有自上而下的組織保證也是難以徹底，難以持久的。當時地方上的官員，像湖南陳寶箴、黃遵憲、江標這樣傾向維新的人實在為數不多，多數是對改革采取陽奉陰違態度，或者等待觀望、或者拖拉推諉。再次，維新派對于積久成是的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沒有給予充分的做計，而是寄希望于光緒皇帝詔令的威力，結果改革過程中遇到重重阻力，改革極不徹底，舊的一套教育、宗旨、內容和方法，時而沉渣泛起，借尸還魂，比如中體西用的教育宗旨，尊孔讀經的教育內容以及科舉的幽靈時時復辟。

當然，這一切并不是維新派人士個人的悲劇，而是特定背景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劇，這就是我們不可苛求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