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新文學注釋的客觀性與主觀性

新文學作品中的注釋作為正文的一種附加說明的形式，還同時具有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特征。新文學注釋的客觀性主要體現(xiàn)在對新文學歷史資料的發(fā)掘上，前面所提到的注釋都是對文學歷史背景的介紹，對書籍作品名稱的介紹，對作品版本變遷的介紹，對古今中外人物的解釋，對方言的翻譯等，它們重在對史料的發(fā)掘和解釋，無論注釋的正確率有多高，可信度有多大，它們的目標都旨在追求歷史發(fā)生的真實現(xiàn)場，事情背后的本來面目，包括社會環(huán)境、人際關(guān)系、歷史環(huán)境乃至自然環(huán)境等。當然從文學的辯證角度來看，新文學注釋不僅具有客觀性，還具有主觀性的特征。注釋的客觀性和主觀性經(jīng)常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合二為一的。新文學注釋的主觀性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點：一是不同注釋者對作品會有自己不同的主觀上的理解，注釋者在對文學作品進行注釋的過程中，往往帶有自己的評價和主觀的看法，這種看法不一定是最正確的，也不一定是最客觀的，可是它卻代表了注釋者本身的一種個人的理解和見解，它對讀者的閱讀以及其他的注釋者和研究者來說，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啟發(fā)意義。例如在前面提到的錢定平的《破圍》和胥智芬的《〈圍城〉匯校本》兩本書都為版權(quán)的問題和錢鐘書先生打起了官司，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恐怕來自于注釋者的主觀態(tài)度，注釋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來給《圍城》做注釋，而且在沒有得到原著作者認可的情況下，試圖將這種個人的理解公開出版成為影響公眾的普及讀物，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不尊重原著作者的表現(xiàn)，作者的意圖和愿望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原著作者還健在的情況下。注釋的主觀性還體現(xiàn)在：注釋不僅僅具有為正文補充說明的客觀性，還可以由注釋者按照自己的意圖將其獨立起來形成另外一篇文學作品。我們在《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里的信簡注釋就可以屢屢看見這種例子，比如第一信后面的注釋，蕭軍首先介紹為什么選擇這個日子給這封信做注釋，然后以回憶五十年前的方式開頭，將蕭軍與徐玉諾相識的過程像寫小說一樣描述出來，文中還有很多人物對白，整個注釋就像一篇獨立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絲毫沒有大多數(shù)注釋給我們留下的科學性、說明性的刻板印象。這種頗具文學色彩的、帶有注釋者主觀情感的注釋是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

這里還需要補充的是，注釋大多是比較客觀的，但并不都是非常全面的，如2005年版《魯迅全集》中的人物注釋，因為其中一些注釋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主要針對魯迅文章中涉及的事件進行注釋，而該人物人生的其他部分并未全盤詳細介紹，所以具有一定的不全面性。這種不全面性就會造成一些知識結(jié)構(gòu)不完整的讀者，因為只看到《魯迅全集》中注釋對該人物提到的部分，而對該人物形成一些片面的印象。比如楊蔭榆，在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各卷的注釋中共有6次提到這個人物。由于各卷的注釋編輯都不一樣，因此這6條注釋對楊蔭榆的注解都不盡相同，有的介紹比較簡單和客觀，比如第一卷《墳》里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第15條注釋這樣介紹楊蔭榆：

楊蔭榆（1884—1938）江蘇無錫人，曾留學日本、美國，1924年任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因?qū)W潮去職，1926年后任教于蘇州女子師范學校、東吳大學。1938年被侵華日軍殺害。

這條注釋用寥寥數(shù)語將她的學習及工作經(jīng)歷大概介紹出來了，話語間也沒有任何思想感情和政治傾向的表達。而第七卷《集外集拾遺》中的《女校長的男女的夢》的第二條注釋就與前邊這種客觀簡略的陳述大相徑庭：

……她依附北洋政府，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壓迫學生，激起進步師生的強烈反對，1925年8月，北洋政府被迫將她免職。

從注釋者用詞的語氣來說就很明顯可以看出，這條注釋對楊蔭榆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這種態(tài)度和魯迅文中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如果僅從這條注釋來判斷楊蔭榆這個人的話，必定會對她產(chǎn)生過于負面的評價。而大多數(shù)讀者可能不了解楊蔭榆后期抗日的細節(jié)。據(jù)楊絳先生在《回憶我的姑母》中的敘述，日軍占領(lǐng)蘇州，三姑母楊蔭榆當時住在盤門，四鄰都是小戶人家，深受敵軍的蹂躪。楊蔭榆不止一次跑去見日本軍官，責備他縱容部下奸淫擄掠，軍官才勒令他部下的兵退還他們從三姑母四鄰搶到的財物。街坊上的婦女怕日本兵挨戶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后來楊蔭榆被日本兵騙到一座橋頂，槍殺后拋尸河里。后人評價她的壯舉“慷慨孤懷，顛危不惑；遑恤身家，惟念邦國”，并稱她是舊知識分子在國難期間覺醒并為國捐軀的杰出人物。然而現(xiàn)在能知道她這一壯舉的人恐怕很少，大多數(shù)人應該對《魯迅全集》里所寫到的這個楊蔭榆印象更為深刻，而注釋里的人物介紹更是給讀者認識楊蔭榆這個人物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據(jù)，這樣就造成了大多數(shù)讀者心中的楊蔭榆都是一個負面的形象，從而缺失了對這個人物的全面認識。當然這里也正要特別說明的是，文學作品中的注釋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將人物的全部細節(jié)在注釋中展現(xiàn)出來的，大部分文學作品注釋的主要功能必定是為正文部分服務(wù)的，即使它也許具有較小部分的獨立性，但是它仍是不可能作為一個完全獨立的整體出現(xiàn)在作品中的，這也是我們在注釋的副文本性中著重提到過的。章節(jié)的側(cè)重點不同，這里主要講人物注釋的不全面的針對性。

當然也有的人物注釋增加了對人物的全面認識。例如地質(zhì)學家李四光，大多數(shù)后來的人們只知道他在地質(zhì)領(lǐng)域的杰出貢獻，他在文學方面偶爾的小創(chuàng)作卻鮮為人知，而《魯迅全集》第3卷的《“碰壁”之余》后的第3條注釋就對這方面有所彌補，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和文學相關(guān)的李四光。注釋中對他在《現(xiàn)代評論》上發(fā)表的文章《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jīng)驗》中的片段作了介紹，主要在于介紹李四光將女師大的學潮稱作“名震一時的文明新戲”，并戲說想去觀劇學得一點經(jīng)驗，這種口吻明顯是將自己置于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字里行間沒有半點同情學生的口吻。也許李四光的這種想法和他當時剛從國外留學回來不久，對國內(nèi)的形勢還不太熟悉有關(guān)，但是從一個側(cè)面仍舊反映了當時的李四光對學潮并不那么了解和關(guān)心的態(tài)度。關(guān)于李四光這樣一個人物，多年來人們關(guān)注的焦點都在他卓越的地質(zhì)貢獻上，而《魯迅全集》里這條注釋卻是為數(shù)不多的讓人們了解他當時另一個小側(cè)面的點滴。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全集》里的很多人物注釋并不是對人物全面的評價，而是對魯迅的文章里所涉及的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的注釋。注釋的評價色彩多與魯迅文章對此人的態(tài)度一致，我們當然要承認魯迅的態(tài)度在人文精神方面具有的權(quán)威性和廣泛的號召力，但是我們?nèi)匀徊荒芤虼硕雎匀宋锲渌恍┓矫嫠憩F(xiàn)出來的特點，比如李四光等人在科學方面的精神和貢獻。也正是如此，我們在閱讀《魯迅全集》中的人物注釋時要能保持一定的判斷力和客觀性，應該清醒地看到注釋在文中的針對性，不能將“窺一斑而見全豹”的理念運用到所有的人物注釋上。

新文學注釋還有一大主觀性特點表現(xiàn)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對它的影響上。公開出版的文學作品代表著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受整個國家和社會的主流價值傾向和思想政治方向的影響的，有的時候甚至完全受國家機器所掌控。有些作品集的注釋者本身就是由國家部門的領(lǐng)導者進行安排和指導的，例如《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和《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這些編輯委員會的成立是直接受到國家機器的思想價值觀領(lǐng)導的，在編纂的過程中相關(guān)部門還會給委員會制定一系列的注釋和校勘的方針，明確規(guī)定作品注釋的方向和注釋中所應該遵循的政治傾向和價值取向。這些方針規(guī)則具體到作品中，就包括對一些有爭議的社團、流派、人物等的評價和對一些有爭議的作品的價值的評判，而且隨著社會主流思想方向的改變，這些方針政策也會不斷地變化，注釋出來的文學作品的成果也會隨之發(fā)生變化，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魯迅全集》前后幾版的注釋發(fā)生重大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對比一下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中對同一個條目的注釋內(nèi)容，就可以發(fā)現(xiàn)有很大的不同。如第12卷書信卷里對《致姚克》中“第三種人”一詞的注釋，兩版就有很大的區(qū)別。1981年版這樣解釋：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蘇汶（杜衡）自稱是居于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兩個陣營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們宣傳“文藝自由”論，鼓吹文藝脫離政治，攻擊左翼文藝運動。

而2005年版的注釋則是這樣的：

1931年至1932年，在左翼文藝界批判“民族主義文學”時，胡秋原、蘇汶（杜衡）自稱“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們宣傳“文藝自由”論，指責左翼文藝運動“霸占”文壇，阻礙創(chuàng)作“自由”。參看《南腔北調(diào)集·論“第三種人”》。

分析上面兩條不一樣的注釋內(nèi)容，我們可以從措辭中發(fā)現(xiàn)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就是這“第三種人”由主動攻擊的身份變?yōu)榱吮粍臃磽舻纳矸荨Ｔ跁r間上，2005年版寫的是在左翼文藝界批判其他流派時出現(xiàn)了這自封的“第三種人”，也就是說“第三種人”的出現(xiàn)是和左翼批判其他流派有直接的因果關(guān)系的，也是具有被動成分的抵觸情緒的，而1981年版并未交代這個背景。在行動上，1981年版是“鼓吹”和“攻擊”，而2005年版則是“指責”左翼文藝運動“霸占”文壇，“阻礙”創(chuàng)作自由，從這些變化了的詞語的語氣上，我們可以看出2005年版將“第三種人”主動攻擊左翼的罪名減輕了很多，由主動“攻擊”變?yōu)楸粍印爸肛煛薄＿@種變化相對于文學歷史的真實來說，應該是更為客觀和理性了，也表明了新的時期里人們更加尊重歷史事實的態(tài)度。我們從兩版全集對待“第三種人”這條注釋時逐漸寬容和理性的態(tài)度就可以看出，1981年到2005年的政治環(huán)境也是逐漸變得寬松和理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