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恭維的法正

三國時代的法正，是蜀國中期智囊團的重要成員之一，很為劉備出過一些好主意，史書稱他是“謀主”，連博學多才的諸葛亮也“每奇正智術”，可見其才學不一般。但是，法正有個致命弱點：心胸狹隘，報復性強，一旦得勢，便“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甚至“擅殺毀傷己者數人”。這般驕橫，當然引起群眾的極大不滿。以致史學家有以下評語：“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一個人即便再有才干，但德行不好，當然也不會得到人們稱譽。

一個人的德，內涵包括多方面。能否出以公心，寬以待人，是重要的一條。法正則恰恰相反，一切以個人得失好惡為準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得罪了他，就難免厄運臨頭，甚至有丟腦袋的危險。這樣的領導人，是不可能贏得群眾真心擁護的——即便暫時對他有“一餐之德”、被他高看一眼的人，心里也是打小鼓、難以踏實的。因為，人與人相處，即便關系最親近的夫妻、父子、姐妹、朋友、也可能發生種種矛盾，產生“睚眥之怨”在所難免，如果都象法正那樣逐一計較，并“無不報復”，那實是叫人不寒而慄。

當然，報復性，任何人都不應當有。同志相處，要提倡嚴以責己，寬以待人，要“厚道”一些。對原則性問題不能輕易讓步，但對無足輕重的生活瑣事，則應提倡寬容、厚道，不必過于認真，更不必斤斤計較。而對于領導者來說，報復性就更是萬萬要不得了，理由很簡單，領導手中有權，報復性隨時可以化為報復行動并造成嚴重后果。

作為一個領導者，最可貴的品質是善于團結群眾，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群眾的覺悟不同，情況也各異，作為私人關系的深淺，無須，也不可能強求一律;但要求領導者做到“一碗水端平”，不搞親疏厚薄，更不搞拉幫結派，則是完全應當的。領導者不僅要團結那些跟自己完全一致的人，也要團結那些跟自己有過隔閡、領導起來不那么順心、順手的人。這里，領導者的氣量是十分重要的。也正是在這方面，漢高祖劉邦有值得借鑒之處。在天下初定、大賞群臣的時候，他不是單單重賞親信近臣，而是優先封那個“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的雍齒為代高侯。這一招，頗得人心。有人說這是一種權術。但也不妨理解為政治家的大度、高明的領導藝術。反正比起法正的“無不報復”，劉邦要高明得多。

在批評法正“無不報復”時，不能不說到劉備的責任。劉備入蜀后，以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生，真是顯赫一時。正是劉備的過份厚愛，使法正忘乎所以，當眾人向諸葛亮反映法正問題時，諸葛亮也只好表示無能為力。從法正的驕橫，使人們不禁聯想到今天對干部應有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