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翼人物簡歷簡介,張天翼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在探求中叩進文學的大門

張天翼，1906年9月26日(丙午年八月初九)出生于江蘇南京，祖籍湖南湘鄉。原名張元定，號一之，小字漢弟。筆名除張天翼外還有張無諍、鐵池翰等。

張天翼父親張通謨，字仲純，號蓬叟，光緒年間中舉，參加清末“經濟特科”考試得中進士，被委以江寧知事職，但沒有就任。他為人耿直，擅長書法，做過教員、職員，長年攜家帶口漂流異鄉，苦苦地掙扎著維持生計，一九三八年于抗戰烽火中離開杭州避亂，客死于浙江嵊縣。張天翼便是出身在這樣一個破落了的世家望族里。據張天翼后來回憶，他父親是一個“詼諧的老人，愛說諷刺話，待兒女象朋友，讓兒女們去自己發展，他不希望兒女象他自己一樣，‘他們那一代總比我們那一代進步得多的’”，“他看過許多小說，還知道許多笑話”。母親魏茂先，字澄如，出身書香門弟，能讀會寫，常給兒女們說故事，她曾給某周刊寫稿，“指摘那刊物上對于男女問題的那些文章不對，因為那完全是站在男子一方面說的，現在事實上男女并沒有真的平等”。二姐張稼梅，是“五四”時代新女性，曾就讀于上海啟明中學，通英語，她“愛說彎曲的笑話，愛形容人，往往挖到別人心底里去”(以上引文均見張天翼《我的幼年生活》)。父母兄姐的性格、脾氣以及對文學的酷愛，對張天翼后來走上文學的道路，并擅于諷刺與幽默，具有深刻的影響。

1913年，張天翼八歲，父親送他進浙江杭縣縣立高等小學(后改名杭州佑圣觀巷小學)讀書。這所小學沒有絲毫的活氣，初小課程都是《論語》、 《孟子》之類，他感到厭煩。能引起他興趣的是課余在家聽父母講故事，聽保姆老王媽講徐文長，講《屁彈銅匠》;此外便是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童話集，以及《說岳》、《楊家將》、《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彭公案》等小說。家中線裝書藏得不少，他也常取來翻看。

1920年秋，張天翼小學畢業，升入杭州宗文中學。這時“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了一年，但是這所全省聞名的中學依然被保守、沉悶的空氣包圍著。從校長到教員都起勁地反對白話文，教科書一律采用文言，禁止學生看小說，學生的思想遭到嚴重的禁錮。張天翼課余常偷看林(琴南)譯小說，如《撒克遜劫后英雄略》 (W.Scott：Ivanhoe，今通譯《艾凡赫》)一類。這位受他尊敬的大師，也往往通過小說，如《荊生》、《妖夢》，攻擊新文化運動。這些教育和影響，都使張天翼在精神上變成一個“小老頭”。那時他的民主意識尚未萌發，盲目地跟隨那些“保古”派們認為，“凡是新式的小說總不會好的”，雖然自己一篇也沒有看過，“可總信自己這個判斷沒有錯”(張天翼《論<阿Q正傳>》)。此外，他還愛讀《福爾摩斯》、《亞森羅蘋》之類的偵探小說;“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對他也有強烈的吸引力。

1922年，16歲的張天翼就開始以“張無諍”的筆名先后在《禮拜六》、 《星期》、 《半月》等刊物上發表近二十篇作品。張天翼并不諱言他是在林琴南和《禮拜六》之類的影響下叩進文學的大門的。他那時認為，“哀情小說”對于人生是有益處、有教訓的，既可以幫助讀者在情場上“謹慎”些，也可以啟迪頑固的封建家長有所“覺悟”。至于“尋開心”的“滑稽小說”，他認為“很有益于身心”，這種小說要具有“誤”、“呆”、“頑”的特點。他主張偵探小說要有神奇性和趣味性，不加任何評注，否則便“索然無味”(無諍《小說雜談》)。這些都反映了張天翼早年的美學趣味和文藝主張。

1922年4月8日，張天翼用文言寫的滑稽小說《新詩》問世了，刊載于《禮拜六》周刊第156期，署名張無諍。這是我們迄今發現的他的最早作品。作為出世作，應該說是不成功的。小說通過描寫黃遵妻及其夫人斯萊這兩個人物，對“五四”以后的新詩進行了嘲諷和指責。短篇《流星》的諷刺鋒芒也是針對新文化運動的。小說諷刺了自命為“新文化健將”的“方茍丕”先生及其夫人“尤昌”女士的種種“禽獸行”。這一對新型夫妻的結局是：方茍丕因非孝淪為叫化子，尤昌女士得了一身楊梅大瘡。短篇《月下》，通過一個青年男子的懺悔，鼓吹封建“孝道”。深夜，老鴉在為嗷嗷待哺的雛兒覓食，母親在啼哭的嬰兒旁輕輕地唱起了催眠曲……這個青年受感動了?！拔覂簳r不是這樣的么!唉，父母多么的慈愛……我為什么要提倡非孝……?！毙≌f結尾描述了這個青年在夢幻中聽慈母的訓誡，母親饒恕了兒子過去的不孝。張天翼自認年輕時期是“林琴南的信徒”，讀了林琴南的《荊生》，他感到高興，跟著也寫了幾篇“得意之作”。他說：“那是諷刺自由戀愛，諷刺婦女解放那些邪說的。我把我這些活動都瞞著我父親，為的怕他笑我太守舊?！?《論<阿Q正傳>》)

不過，作為一個文學青年，張天翼同廣大青年一樣，身心受著當時席卷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的沖擊。1923年5月，他發表了短篇小說《惡夢》，作為《半月》雜志紀念國恥的“嗚呼5月9日”專欄小說之一。小說假托惡夢，痛哭中國之淪亡，真切地表達了一個熱血青年的亡國之痛。小說還批判了某些反帝者的“五分鐘熱度”。這篇小說在藝術上誠然是幼稚的，但不虛偽造作，是一篇雖有缺點卻是直抒胸臆的作品。短篇《苦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張天翼的民主意識的抬頭。當作者把目光投注到社會現實的一角時，他看到了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城市小市民的苦難命運，描寫了一個中學書記員在生活道路上的苦痛與煩惱。盡管作者這時還不可能從這生活礦藏中去開掘蘊含的社會真理;作者在經驗、閱歷、觀察、思索等方面的局限，還影響他踏入生活的深層，但他畢竟以最真摯的感情和最誠實的態度，表現了他對城市勞動者的同情心。

張天翼早期還寫了《少年書記》、 《人耶鬼耶》、 《空室》、 《鐵錨印》、 《斧》等偵探小說。雖然他的偵探小說博得了同人的贊賞，但仍未能跳出當時“國產偵探”的窠臼——專事描寫刑事案件的發生與破案經過，以偵探人員為中心人物，追求情節的緊張離奇與故事的新鮮有趣，雖“不背人情”，卻缺乏積極的社會意義。

大約在1923年間，張天翼在宗文中學讀書時，偶讀魯迅的《阿Q正傳》，感銘很深。他被這篇小說“迷住”了，真有“說不出的不安”。《阿Q正傳》，象是一面鏡子，既顯現了現實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臉，也使張天翼從中看到自己靈魂深處“也有阿Q的靈魂原子”。未莊的生活，未莊的文化，熬煉出了這樣一個阿Q。這阿Q的哲學是來自趙太爺、錢太爺們，是屬于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利益的哲學。而阿Q“正是莫明其妙地維護這一些東西”，“他固執，他有他的一套道理。這些道理是怎么回事，是那里來的，那他管不著?？偠灾?，向來如此，所以應該如此，不然就是‘異端’”。張天翼因此反省，他越覺得自己象阿Q，就越覺得他所尊敬的林琴南大師以及中學校長們“都象趙太爺”，“他們把一部未莊文化塞給我們，要把我們年輕小伙子都訓練成一個小阿Q”。“我如果要不再象阿Q那樣糊里糊涂做人，我只有從未莊文化的圈子里跳出去，不再懷著我不知其然的那些成見，并且要不再自欺自的想出些話來安慰自己，而勇于正視自己的毛病”?！翱傊辉僮靼”(《論〈阿Q正傳〉》)。

張天翼創作思想的轉變，當然主要是受當時進步的社會思潮的影響，但是學習魯迅的作品，不能不說是他決心擺脫“未莊文化”、擺脫“鴛蝴派”影響的重要契機。

1924年秋，張天翼中學畢業后，考入上海美術?？茖W校，校長劉海粟，后因學費昂貴，又對課程不滿，學畫近一年即輟學回杭。值得注意的是，偶讀《阿Q正傳》以后，于1924年至1925年間，張天翼沉默了，不再寫滑稽、偵探等類小說，有時甚至否定文學藝術的社會作用。這是他在思想轉折期苦苦求索生活真理的反映。

1925年秋，張天翼從上海來到北京，次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住在北大附近的一個公寓里。課余時間他貪婪地閱讀進步的社會科學書籍以及新出版的中外文藝作品，并常常與周頌棣、潘振武、潘訓(即潘漠華)、趙平復(柔石)、馮雪峰、鄔光煜、姚蓬子等學友聚談文藝問題。在求索中，張天翼逐漸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于1927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逐漸地領會了那唯一的歷史真理”(張天翼《自敘小傳》)。

度過兩年的沉默以后，張天翼重新提筆創作。1926年12月，他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散文《黑的顫動》，這是迄今發現的首次使用筆名“張天翼”的作品。1927年9月發表短篇小說《走向新的路》;1928年8月發表短篇小說《黑的微笑》。他自稱這是“模仿所謂‘象征主義’的東西”(《自敘小傳》)。雖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對當時黑暗現實的不滿與詛咒，以及對光明的憧憬，但明顯地存在著觀念(包括思想意識、文藝觀點等)模糊不清、沒有定型等缺點。張天翼說他在決心放棄“未莊文化”以后，也想“學得時髦一點”，于是“挑中了那說話叫人聽不懂的一派”——現代派，“躲到象牙做的寶塔里玩玩神秘勁兒”;后來他才意識到自己的創作思想有問題，“牛骨頭之塔造到什么地方去呢?都市里有什么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的槍聲，鄉下有天災人禍，也不行。這就是說，無論躲到什么地方，總還是在這現實的世界里”(張天翼《創作的故事》)。嚴酷的現實世界，要求張天翼走出“象牙之塔”，直面人生，去感受時代脈搏的跳動，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勾畫出社會的魂魄。

二、三十年代文壇的“新人”

1927年夏，張天翼離開北京回到杭州。從此，他經常來往于滬寧一帶，先后當過家庭教師，替人抄寫過賬簿，做過新聞記者，編過一家報紙的副刊，在一些機關里任辦事員、文書、錄事等，不過失業的時候居多。為了走出“象牙之塔”的藝術官殿，他有意識地在都市里廣泛接觸中流社會和底層社會的各種人物，如小官僚、小政客、小鄉紳、小市民、太太、小姐、公子、職員、店員、軍官、士兵、和尚、尼姑、流浪兒童、學生，以及附屬各個階層的知識分子，了解這些不同職業、身份的人的生活、思想、性格、嗜好，他們的談吐舉止和喜怒哀樂。他對方言的領悟極敏，除了會說很好的湘鄉話、杭州話、揚州話和北京話，也諳習滬語、寧語。這些都為作者開拓新的文學道路在思想上、藝術上作了必要的準備。

短篇小說《三天半的夢》，載于1929年4月魯迅、郁達夫主編的《奔流》月刊第1卷第10號。張天翼曾把這篇小說投寄給一些報刊，未被采用，后寄給魯迅先生。魯迅看后立即回信說，小說可以發表，不過有些地方還不很成熟，并鼓勵他以后多寫;末了提到筆名，說他所署的筆名，似乎有些破壞文章的嚴肅性，問他是不是可以另換一個?！霸瓉硖煲硇r候在家里大家都叫他做漢弟，他在文章上署的就是‘某漢’。得到魯迅先生的來信以后，他才寫了現在這個筆名寄給魯迅先生，文章就是這樣發表了”(蔣牧良《記張天翼》)。魯迅的熱情扶植與有力支持，如張天翼自己所說，“這給予我極大的鼓舞，使我有信心繼續寫下去”(《自敘小傳》)。他的創作從此進入了一個旺盛時期，成為三十年代多產的左翼作家之一。

從1929年的《三天半的夢》到1931年的《二十一個》，張天翼便以不同于當時一般作家的鮮明特點和藝術個性，嶄露頭角，引起了社會的普遍注意，被廣大讀者譽為三十年代文壇上的“新人”。

張天翼不寫脫離現實的或感傷頹廢的東西，不重彈“革命加戀愛”的老調子;也不趨時，不去硬造一個他不熟悉的、突變式的革命英雄。他不虛張聲勢，不熱衷于制造“理想”和“熱情”，沒有簡單化地圖解生活，沒有空洞的說教，沒有在作品中描寫所謂“今天中的明天”，沒有去創作屬于將來的東西。

張天翼以魯迅為榜樣，執著于現在，老老實實地反映他所深切了解的那個充滿罪惡的社會現實，在他的憤激冷峭的笑聲中蘊藏著他對現實人生憎愛分明的、嚴肅的立場和態度，堅定不移地把筆鋒指向那個病態的、畸形的社會，那個用“仁義道德”裝飾起來的“禽獸世界”;對于社會上各種類型的小市民、小地主、小官僚，作了生動的描繪和無情的鞭笞，出色地刻劃了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舊中國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相”，從而構成了一幅舊中國的百丑圖。

對于看厭了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三十年代的廣大讀者來說，對于被生活的紛亂弄得神經已經有點遲鈍、麻林的知識分子來說，張天翼的小說使他們感到耳目一新;而對于文壇上存在的不良傾向來說，他的小說則是起到了扭轉風氣的作用。“所以，如果我們考察天翼底作品是怎樣地受到了廣大的歡迎，就不應該忘記了當時新生的文學要求在創作實踐上找不到具體表現的苦悶，更不應該忘記了那要求是在所謂進步的知識人底氣氛里面經過了屈折作用”(胡風《張天翼論》)。

不過，嚴格說來， 《三天半的夢》雖然是標示張天翼創作思想的重大轉折，是他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新起點，但它不是代表張天翼風格的作品?！笆闱闅馕逗軡舛規Я藵夂竦淖晕遗芯瘛笔沁@篇小說的重要特點;而且作者把小說主人公對舊家庭的“矛盾”、“敷衍”說成是“勝利者”，是不真實的，作者對主人公所表示的“同情”也流于淺薄。后來作者意識到了這一點，這種同情才在他的作品中“完全消失”，代之以諷刺和批判：“掀開假面以后就露出了本相：所謂矛盾其實不過是認識的錯亂，名譽地位，利欲等在發生作用而已”(胡風《張天翼論》)。

1930年2月發表的短篇《從空虛到充實》(后改名《荊野先生》)，才是張天翼走上諷刺文學的開始。作者在這里把諷刺的鋒芒指向了歷史前進的阻力，在嬉笑中批判了“五四”低潮期一些軟弱動搖的知識分子，剖露了他們虛偽、做戲的可笑性格。短篇《豬腸子的悲哀》里的“豬腸子”，是“中國一個有名的作家”，他參加過共產黨，但大革命失敗后他已經墮落成為一個依靠東南公司豢養的無恥文丐，然而當他坐著小汽車逛燕子磯時，卻要佯裝革命，叫嚷著“要推動歷史的車輪”。張天翼用嚴肅而又詼諧的筆調，挑開了那偽裝的帷幕，無情抨擊這類“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所謂‘文學家’”。他要把自己對這類墮落文人的憎惡，“借著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魯迅肯定了“現今的諷刺家之所以為諷刺家，卻正在諷刺這一流所謂有教育的知識者社會”(《偽自由書·從諷刺到幽默》)。張天翼便是注重去刺痛這所謂“有教育的知識者社會”的出色的左翼諷刺家。他后來寫的《找尋刺激的人》中的江震， 《出走以后》中的何太太， 《友誼》中的蘇以寧等，也都是這類人物的代表。

描寫小市民生活并批判他們的向上爬心理，也是張天翼諷刺小說的另一個常用的主題。他成功地寫出了在向上爬的路徑上“老實人”和“聰明人”這兩種典型。短篇《皮帶》里的鄧炳生，家里窮，來找處長姨爹在軍界里謀差，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飛黃騰達：“武裝整齊。斜皮帶。符號上是，藍邊三顆星，三顆!”后來處長給他補了個少尉司書的缺，他很興奮，覺得前途無量：“斜皮帶只是愈吊愈穩固，地位一天天在爬高?！笨墒堑讲畈湃齻€月，由于處長被調走，他也被革職了，上校科長的夢也幻滅了。他竟跪在皮帶面前嚎哭。鄧炳生是屬于剛開始爬上去復又摔下來的一類。小說對于鄧炳生的愚蠢和不切實際的幻想給予了尖銳的批判。

長篇《一年》中的白慕易，短篇《我的太太》中的“我”，《請客》中的云守誠……他們的最大欲望就是“爬上去”。盡管爬的本領、手段、姿態和結果都很不相同，“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條，十分擁擠。老實的照著章程規規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聰明人就會推，把別人推開，推倒，踏在腳底下，踹著他們的肩膀和頭頂爬上去了”(魯迅《準風月談·爬和撞》)。短篇《宿命論與算命論》中的舒可濟，便屬于“聰明人”的一類。舒可濟是個無恥的叛徒，在敵人營壘里，他不甘心于“每個月只是三四十塊錢的特務員”的地位，為了“有個女人”，“過舒服的生活”，竟不擇手段，出賣同志，而他卻把這種出賣靈魂的勾當歸咎于天命：“人生是，五成靠命，五成靠工作?！边@種人雖然尚未爬上去，但在得意忘形之際，暴發戶所特有的那種丑態，已經赤裸裸地顯現出來了。

但在向上爬的路徑上，也還有一些窮人、老實人，“照著章程規規矩矩的爬”;他們的思想是愚蠢而麻木的，他們不曉得等待著他們的只是一個悲劇的命運。膾炙人口的短篇《包氏父子》(1934年)中的老包，便是突出的代表。老包是在某公館里伺候了三十年的老聽差，他省吃儉用，甚至借債，供兒子包國維讀書。他“望子成龍”，天真地以為“洋學堂里出來的就是洋老爺，要做大官”，而他自己儼然就是“老太爺”了。但是除了包國維不爭氣外，現實社會也是不會容許這個無權無勢的下等人的兒子爬上去的。包國維被學校開除，債主們逼債，老包走投無路，哭訴無門……應該指出，由于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質所決定，在老包身上所深刻反映的小生產者想改換門庭的意識，是很有代表性的。不過，在這部分人身上，幻想與現實永遠是矛盾的，他們的向上爬欲望與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愚昧、落后、軟弱、卑怯的性格也是矛盾的。作者真切地、藝術地再現了現實世界的這些矛盾和斗爭，批判和鞭撻了老包這些可笑的性格和行為;與此同時，作者也更深一層地揭示了這些勞動者忠厚善良的品質和最后的悲劇遭遇。透過諷刺，作者對老包是含蘊著深厚的階級同情心的，所以他這時的笑，就不是旁觀的笑，更不是惡意的笑;而是含淚的笑，是一種說不出滋味來的苦笑!作者希望那些還在做著升官發財迷夢的勞動者，拿老包作一面鏡子，快快醒悟過來。這就是張天翼塑造老包這個諷刺形象的重要意義，也是張天翼小說的現實主義藝術力量之所在。

張天翼沒有僅止于諷刺與揶揄“中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官僚政客以及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他的目光同時關注著在底層社會里的苦難人生。短篇《二十一個》寫了一群不愿為軍閥賣命的士兵的嘩變; 《面包線》寫了有正義感的士兵幫助饑餓的群眾劫糧; 《小彼得》反映了工人同工廠資本家展開的微弱的斗爭。在更多的中短篇小說里，張天翼給我們開辟了另外一個世界——尖銳的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的農村世界。他的這類小說，在揭露地主惡霸的罪行時，往往不可遏止地要發出一種反抗的呼聲;在表現勞動人民的厄運時，又往往從內心深處激發出一種深刻的道德感情，一種高尚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

短篇《三太爺與桂生》，描寫了土地革命時期農民造反和大革命失敗后惡霸地主反攻倒算，活埋了桂生和他姐姐招弟的血腥罪行。在輕松、詼諧的筆調中，傳達了作者對不公平的社會的譴責和對殺人兇手的血淚控訴。短篇《仇恨》寫一群因兵災而逃荒的農民在路上遇見三個傷兵，立即把仇恨發泄在他們身上，甚至想活埋他們，但后來難民們終于認識到，他們是同屬于一個世界的，他們應該團結起來，向那些專門制造災難的惡魔去發泄他們的仇恨。至于短篇《笑》(1934年)，不屬于“幽默”一類。因為小說所反映的這一嚴肅的主題——即揭露土豪劣紳從肉體上、精神上凌辱與摧殘勞動農民的罪惡行徑，使擅長幽默的張天翼無論如何也“幽默”不起來。土豪劣紳九爺把農民楊發新當作“土匪”抓起來以后，發新嫂來為丈夫求情，九爺借機調戲她，要她象賣淫婦似的對他發笑：“我花錢買你一張哭臉么!……你要的是錢，我要的是快活!”“笑一個!——不笑不行!”當九爺達到目的，給她一塊假洋錢的時候，還要“笑一個!——笑一個才給你”。后來那女人知道受騙了，終于反抗，舉起茶壺向九爺擲去。舊制度毀滅的不僅是人的生活，同時還毀滅了人——人格、人的尊嚴。土豪劣紳可以在一個善良婦女身上任意發泄他的獸欲，而且在這以后還要進一步毀滅她的人格。于是這成了張天翼憎恨的焦點，成了他的小說抨擊的中心。當作者通過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藝術形象，提出要維護人的尊嚴、人民的精神價值的時候，便越是加深了作品的悲劇性質。

當然，在張天翼筆下，勞動農民不都是麻木的、忍從的。如果說中篇《萬仞約》(1934年)里的簫老官，是一個替閔貴林“賣夠了力氣”的奴才，那末饑餓的窮人就沒有那樣馴服，他們成群結伙，到財主家“吃排飯去”。作者在暴露敵人的色厲內荏的本質時，總是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人民的堅韌性格和深厚的潛在力量，這就使他的反映農村題材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樂觀、堅定的特色。不過，比較說來，張天翼寫中國農村那些悲劇和喜劇的主人公，往往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可是當他寫那些覺醒的、憤怒的農民時，人物性格便顯得蒼白、單薄，說明他對這部分人還不熟悉，還缺乏藝術上的體驗。

1930年，張天翼在南京《幼稚》周刊上連載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鬼土日記》。作者通過描畫居住在鬼神世界里上流人與下流人之間的矛盾斗爭，給我們展示了一個階級對立與階級壓迫異常分明的“現實”世界，一個上流社會為地獄的統治權而展開激烈爭奪的群魔亂舞的世界。小說以諷刺與幽默的手法，生動地刻畫了形象各異的上流人的丑惡嘴臉。在失去言論自由的二十年代末期，張天翼有意地學習《何典》編著者張南莊的手法，把畸形的現實社會移到陰間去，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因此小說著意描述的兩大政治集團在外國的和本國的壟斷資產階級操縱下殊死的搏斗，雖然是在鬼土里進行的，但這決不是作者“自身空想”出來的幻影，而是借一些做“狗”的鬼，確切地展現了活的人間相。 《鬼土日記》雖然不能說是成功之作，但張天翼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通過藝術的夸張和想象，塑造了一些在鬼蜮世界里活動的諷刺形象，還是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張天翼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參加“左聯”所屬的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的活動，并協助由魯迅主編、馮雪峰編輯的《十字街頭》刊物。次年春，張天翼在南京組織了“左聯”分盟。1931年，他將《三天半的夢》以后寫的十幾個短篇結集出版： 《從空虛到充實》(收短篇小說6篇); 《小彼得》(收短篇小說7篇)。

張天翼的小說，引起了魯迅的注意。1932年， 日本改造社準備編譯《世界幽默全集》，由增田涉負責中國部分。當增田涉請魯迅推薦一些中國的幽默小說時，魯迅回信說：“……郁達夫、張天翼兩君之作，我特為選入。近代的作品，只選我的，似覺寂寞。”信中在介紹張天翼的短篇集《小彼得》時還說，“作者是最近出現的，被認為有滑稽的風格。例如《皮帶》、《稀松(可愛)的戀愛故事》?！?致增田涉，1932年5月22日)魯迅在推薦張天翼小說時，也指出其缺點，說“張天翼的小說過于詼諧，恐會引起讀者的反感，但一經翻譯，原文的討厭味也就減少了”(致增田涉，1932年8月9日)。

張天翼的某些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確實存在著“過于詼諧”、戲謔和失之油滑的缺點。那時張天翼尚未與魯迅會面，聽別人說及魯迅的意見，便去信討教。魯迅在回信中說：“……你的作品有時失之油滑，是發表《小彼得》那時說的，現在并沒有說：據我看，是切實起來了。但又有一個缺點，是有時傷于冗長。將來匯印時，再細細的看一看，將無之亦毫無損害于全局的節、句、字刪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彩?！?致張天翼，1933年2月1日)。張天翼后來的創作，雖然有些小說(如1933年的長篇小說《洋涇浜奇俠》)尚未能克服“失之油滑”的毛病，但大部分作品是“切實起來”了。作者已經認識到如魯迅所說的“‘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于‘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于是雖幽默也就免不了改變樣子了。非傾向于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 (《偽自由書·從諷刺到幽默》)。張天翼后來的幽默，為避免墮入“說笑話”和“討便宜”，便注重于“對社會的諷刺”。他說“笑是一把鋒利的刀子”(《什么是幽默》)。 他要破壞社會上的虛偽和丑惡，用笑來殺害它。作者往往把自己熱烈的愛憎之情，寄托在一種催人淚、揪人心的幽默之中。過去那種油滑的、戲謔的幽默已被嚴肅的批判所取代，因此，寓刺于笑，怒在笑中，形成了張天翼后來小說的一種辛辣的、冷峭的諷刺藝術——張天翼的笑。

張天翼的笑，是一種社會姿態。他要借助笑來糾正、批判、否定那些行為脫出常軌的人。他的笑是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的?！熬拧ひ话恕睉鹗乱院螅瑥執煲碓诮议托∈忻竦幕疑畹耐瑫r，十分關注著在國內日益尖銳化的民族矛盾，諷刺的筆鋒也逐漸指向那一時期在中流社會各類人物中出現的觀潮、動搖、懺悔、投降的意志薄弱者，花樣不斷翻新的“救國”團體和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漢奸走狗。他的諷刺文學因此更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短篇《移行》 (1934年)里的桑華，在時代潮流席卷下，一度追隨革命，但當她體驗了革命工作的艱險時，便畏縮動搖，離開革命隊伍，躺倒在一個大腹賈的懷里，過著闊太太的生活。對于桑華那種站著“沒忘了要擺個好看的姿勢，腰板輕輕彎著，手撐在桌上，右腳用腳尖頂著地”的裝模作樣的丑態，以及那種“好也是一輩子，壞也是一輩子”的人生哲學，作者投以極大的憎惡和辛辣的諷刺。這個短篇，被?！に怪Z收入他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集》中。 《出走以后》(1935年)里的何太太是一個在窮困的職員家庭中長大的女子，年輕時受過她七叔的進步思想的影響，后來嫁給一個大資本家當太太。故事開始時，何太太在感情一時沖動下返回娘家，揚言要和丈夫離婚。為什么呢?因為她看不慣丈夫對待工人的壓榨手段。她咒罵她丈夫是“腐化，惡化，守財奴，國家社會的罪人”，是仗著外國人發財的“吃人野獸”。但是盡管言詞這般激烈，回到這個寒酸的家里，破舊的寧波床她不敢坐，連依床站著都怕被虱子咬。她感到惶惑不安了。“以后是一種什么生活呢?……一家十幾口都擠在這所潮濕的黑屋子里挨著餓，啜泣著”;可是回去又“太丟面子”了。她哭得很傷心。這時丈夫準備接她回上海的電報給她解了圍;她高興地打扮起來，準備重新過她詛咒過的生活。揭露口頭革命派，剝掉“時髦”人物的種種“時髦”的面紗，正是這篇小說所包含的深刻的主題思想。在《畸人日記》 (1936年)里，作者還塑造了一個從反封建戰場上敗下陣來的懺悔者的形象。通過這些小說，說明作者已經注意到了在新形勢下知識分子所暴露出來的嚴重弱點，而且他要進一步探索這類知識分子動搖、倒退的社會根源與思想根源。

與此同時，張天翼把諷刺的目光更多地注射到社會政治的弊病中來。在許多長短篇中，揭露國民黨政府推行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揭露那些披著“愛國主義”時髦外衣的新的“抗戰官”，新的發國難財的“主戰派”，新的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家”、投機商等， 成為他的主要的諷刺主題。例如在長篇《齒輪》 (1932年)里，作者撻伐了那些佯裝“愛國”的投機分子，嘲諷了一個所謂“好心眼兒救國會”的團體。在長篇《洋涇浜奇俠》 (1936年)里，主人公史兆昌，計劃著用道教的巫咒和法術來“救國”。這一家從北平逃到上海，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有許多社會名流參加的“絕食救國會”。這些富豪們口稱絕食，其實只是不吃米飯，轉而去吃更加講究的珍饈而已。小說還廣泛揭露了社會上借抗戰以營私的欺騙性宣傳：

唯有熱水瓶可以救國! ? ? ! ! !

東北苦寒。故抗×義勇軍作戰時，常攜帶月光牌熱水瓶一具。因月光牌熱水瓶價廉物美，能保暖七十二小時。愛國志士，無不樂用之。故曰：

唯有熱水瓶可以救國! ? ? ! ! !

切勿失此愛國機會! ??這種商業廣告，在三十年代初期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張天翼用幽默的手法加以揭露，使人在笑謔之中看到了隱藏在各式各樣“愛國主義”旗號下的投機分子的嘴臉。

“滑稽只是叫人發發松而已”，“是為了笑而笑，打一陣哈哈之外再沒別的玩意”;幽默則是嚴肅的，“表面上似乎很厚道，而骨子里是很厲害的”(張天翼《什么是幽默》)?！坝猛嫘響稊橙耍匀灰彩且环N好戰法，但觸著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魯迅《花邊文學·玩笑只當它玩笑(上)》)。從羅列一些丑惡的社會現象加以漫畫化，到著意刻畫“有血有肉的活人”，寫出發人深省、擊中要害的社會典型，張天翼的諷刺文學有著長足的進步。例如，正當國民黨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提倡尊孔讀經，把一些封建遺老、腐儒奉為國家“棟梁”的時候，張天翼寫了一些抨擊三十年代復古派、道德家的諷刺小說，對于那些名曰“棟梁”實則“蛆蟲”的社會渣滓，投出了輕蔑的一瞥。1936年發表的短篇《砥柱》，便是其中的代表。小說寫了一個被詡為“亂世里的中流砥柱”的理學家黃宜庵， 在一次沿著長江的航行中，帶著一個十六歲的女兒(貞妹子)到另一個城市去和易總辦攀親家。黃宜庵滿嘴的至德要道——“男女要沒得個防范，何異于禽獸”，“無論天下怎樣變，一個禮字是要講的”。他在地方上享有“聲望”，據他說“并不是因為他家里每年有三百擔租谷，也不是因為他當過秀才又學過法政”，只因為他是一個“方正衛道之士”。他發現女兒竟同一個敞著懷給嬰兒喂奶的女人在甲板上談話，立刻把她召回艙內，一本正經地說：“莫去跟她講話，曉得吧?……一定不是什么正派人。”可是他自己先前已經張望了兩次，鑒賞著那女人“一對肥泡泡的雪白的奶子”，甚至在想象著那奶子“要是用手去一碰，就怎么有彈性地顫法”。緊接著隔壁官艙傳來一群人的淫語，他擺出了一副道學家的面孔教訓女兒：“非禮勿聽!”可是隔壁的污穢的談話卻使他聽得“驚心動魄”，有“特別的誘惑力”，他一直很有興味地偷聽著：

他身上發著熱，還覺得毛孔里冒著汗。書捧得高高的擋著臉：他怕自己腮巴子紅得失了體態。他甚至后悔自己這回帶著女兒出門——礙事。他終于憋不住，把女兒攆到那露出奶子的女人那里去，自己則加入了隔壁一伙的猥褻言談。這里原來都是“經學研究會”的會員，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他答應了大家的要求，要來報告他的出色的“軼事”和“秘密花頭”。這些不學無術的“砥柱”們庸俗、猥瑣、虛偽、丑惡的靈魂與行徑，經作者一一剜剔，陳尸示眾，使讀者透過冷嘲與幽默，清晰地窺見了三十年代國民黨政權的腐朽與社會的黑暗。

這幾年間是張天翼創作的豐盛時期，長篇小說除《鬼土日記》外，還有《齒輪》 (1932年)、 《一年》 (1933年)、《洋涇浜奇俠》 (1936年)、 《在城市里》 (1936年);短篇集除《從空虛到充實》、 《小彼得》外，還有《蜜蜂》 (1933年)、 《反攻》 (1934年)、《移行》 (1934年)、 《團圓》(1935年)、 《萬仞約》 (1936年)、 《追》 (1936年) 、《春風》 (1936年)。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這幾年間，張天翼還發表了不少兒童文學作品。如長篇童話《大林和小林》(1932年)、《禿禿大王》(1933年)、中篇小說《奇怪的地方》 (1936年)、短篇小說《蜜蜂》 (1932年)、 《奇遇》 (1934年)、 《失題的故事》(1936年)等。作者熟悉兒童心理，想象豐富而新奇，作品能寓教育意義于活潑生動的故事講述之中。三十年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狀況是：葉紹鈞的《稻草人》出版之后的十來年中，“此后不但并無蛻變， 而且也沒有人追蹤， 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轉”(魯迅、《<表>譯者的話》)。這時，張天翼為中國童話故事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他以新穎而又具有深刻現實意義的童話作品，為我國兒童文學輸送了新血液，增添了新光彩。

《大林和小林》是張天翼的童話代表作。這部童話以奇幻的色彩和動人的情節刻畫了大林、小林兩兄弟的思想、性格以及不同的生活道路，描寫了善與惡、壓迫與被壓迫的尖銳斗爭。作者不僅善于用兒童的眼光來觀察世界，而且運用了他所熟稔的諷刺與幽默的手段來表現。對于過著好吃懶做的寄生生活的大林，他的丑陋的外貌、可笑的舉止、骯臟的內心世界，作者在顧及小讀者可以理解的基礎上，以流水似的暢快、機智與俏皮，在毀滅性的嘲弄中注入詼諧的成分，雖是冷嘲卻也使抨擊舊世界的鋒芒脫穎而出。

1934年，魯迅、茅盾為美國伊羅生編輯中國現代小說集《草鞋腳》時，曾推薦張天翼的短篇小說《二十一個》、 《最后列車》 (魯迅、茅盾致伊羅生，1934年7月31日)。1936年，魯迅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曾向他推薦一些“自從新文學運動開始以來”，“足以引起知識界認真注意”的“最優秀作家”，其中有張天翼(尼姆·威爾士《現代中國文學運動》)。

這年4月，于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店里，魯迅約張天翼會晤。張天翼將自己的小說集《萬仞約》和中篇小說《清明時節》奉送給魯迅(見《魯迅日記·1936年4月10日》)。這是張天翼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親聆魯迅的教誨。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張天翼在南京聞耗立即趕到上海奔喪。在萬國殯儀館內外，他參加魯迅的入殮儀式，并與十幾位青年作家一起扶先生的靈柩上車、下葬，還書寫了“魯迅先生喪儀”“魯迅先生殯儀”等大字橫幡。張天翼在《哀悼魯迅先生》一文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并表示“要用神圣戰爭來給他致哀禮”;在《魯迅先生是怎樣的人》一文中進一步表示要繼承與發揚魯迅的精神，“學習魯迅先生那樣熬苦”，“學習魯迅先生那樣不怕一切，只是奮斗!奮斗!奮斗!”他決心循著魯迅的足跡，繼續為無產階級文學事業奮斗、前進。

三、諷刺文學的成熟期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后，張天翼參加發起成立上海市文藝界救亡協會，后又任《救亡日報》編委。9月，張天翼從上海回湖南，在長沙參加了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和文化界統一戰線工作。

張天翼說：“藝術本身就是一種斗爭。在當前， 我們就自覺地來把藝術服務于我們民族解放的神圣斗爭。”他批評了梁實秋等人鼓吹的“與抗戰無關”的超時代的藝術至上論，強調作家要寫出“生活在抗戰中的中國”，“的的確確又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論“無關”抗戰的題材》)。他自己正是這樣身體力行了。1937年11月，張天翼發表了短篇小說《譚九先生的工作》，1938年2月發表《華威先生》，同年11月發表《“新生”》。作者后來將這三個短篇合集，取名《速寫三篇》。 它標志著張天翼的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走向成熟的階段，標志著他的諷刺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在《速寫三篇》中，張天翼成功地塑造了在一片抗戰聲中假公濟私的投機分子(《譚九先生的工作》)、搶奪文化界統一戰線領導權的破壞分子(《華威先生》)和對于抗戰失去了熱情和信念的頹廢分子(《“新生”》)這三個不同類型的藝術形象。這三者是一個既有區別又不可分割的整體，作者企圖從三個不同的側面，給讀者展示在抗戰初期比較普遍存在的阻礙與破壞抗戰的幾種丑惡的嘴臉，以引起讀者的警覺。

譚九先生是一個每年收三百擔租谷的地主豪紳。他雖然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卻從來不看書報，很迷信，出門還要查看一下黃歷?？箲鹆?，他也跟著侈談“主義”。他的熱心抗戰，實際上是想在防空演習、演戲、辦壁報、成立“抗敵協會”等工作中撈個“領銜”的資格。當報上提醒人們要謹防商人地主“囤積居奇”時，譚九便以宣布“不合作”，再現他的土豪劣紳的原形。《“新生”》里的李逸漠，也是一個地主紳士，他的投機，是想借抗戰的聲浪，改變一下他的形象，改造一下他的空虛頹唐的精神世界，從一個腐朽的地主分子一躍而變成能為民族存亡而奮斗的愛國志士。他剛到中學任教時，興奮地說：“我真要感謝日本強盜：要沒有他的炮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里做隱士哩?！比欢?，傳統的孤僻和歷史的惰性，卻使自己和周圍筑起一道墻來，他很快就感到苦悶、倦怠，留戀過去家鄉的地主生活。不久他便和一個滿口漢奸理論的老朽來飲酒澆愁了。這種人想借抗戰以“新生”，抗戰卻反把他的地主階級腐朽、寄生的本性顯現得更加分明了。

《華威先生》是張天翼的代表作。主人公華威是在國難聲中浮泛起來的沉滓，但涂滿了五光十色的“抗日色彩”。他和譚九、李逸漠所不同的，他不是一個腐朽的地主分子，而是永遠挾著一個公文皮包，永遠帶著一根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是一個職業文化人的外貌。他擺著一副積極抗日的架勢，每天都為“國事”忙碌著：“一切抗戰工作都要領導起來才行。我怎么跑得開呢，我的天!”他聲明自己“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一點”。因為太忙，他乘坐的黃包車在全城跑得最快——象閃電一樣快!他毫無必要地一天開十幾個有關抗戰的會，每次講話又都是重復著“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一類的讕言。所謂“認定一個領導中心”就是認定國民黨這個領導中心，這是抗戰初期國民黨右翼假抗日、真反共的腔調。黨棍的本質使華威想干預、想包辦一切事務，甚至連婦女界組織的“戰時保嬰會”，他都要參與領導。他動輒查問有沒有“漢奸”、“不良分子”，誣陷群眾的抗日活動是“秘密活動”，“有背景”。最為“名正言順”的“日本問題座談會”，也要受到他的蠻橫干涉。又要領導一切，又要查禁，華威忙得“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制度”。但是在私人交往中，華威又是另一副嘴臉。他忙碌著，其實“每天——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別人吃飯”。他帶著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小聲地問小胡子：“昨晚你喝醉了沒有?……”“……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干掉……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算賬呢……”小說從另一個側面揭露了華威庸俗、貪佞的性格特點。華威是不是一個國民黨特務?作者沒有這樣明確具體地寫。他說：“‘華威先生’是抗戰初期國民黨中的一種人物，那時還掛著抗戰招牌，但是不干抗戰的實際事情，專門鬧磨擦;到后來，這一號人物也許就做‘盯梢’之類的勾當去了”(《張天翼同志和部隊作者的談話》)?！度A威先生》只有五千字，如此簡短的篇幅，容納了如此豐富的思想內容，并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維妙維肖的“黨老爺”的典型形象，深刻揭示了這個反面人物的本質特征，我們不能不對作者概括生活的本領、巧妙奇特的藝術構思以及高超的諷刺才能表示敬佩。張天翼塑造的華威這一藝術形象，已經被大家公認為一個文學典型。“在廣大的中國土地上，華威先生之多，猶如恒河沙數，而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更不斷地接觸得到，抗戰以前有，直到抗戰第八年的今天仍舊在活躍著。華威先生的時代還沒有死去”(蔣星煜《論華威先生》)。

《華威先生》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但也存在爭議。據當時主編《文藝陣地》的茅盾說，“收到了不少讀者的來信都是對于《華威先生》感到很大的興味的”，同時也有一些“丑惡抉摘的反對者”指摘小說“太謔畫化”， 對于讀者“害多而益少”(《八月的感想》)。日本作家把《華威先生》譯載在《改造》雜志1938年11月號上。因此有的評論者一方面認為小說“對于救亡工作的病癥的指摘，是有不可磨滅的意義，對本國的知識層，絕對是象藥般有益的”;另一方面又認為小說會給日本讀者“看中國在抗戰中有這樣干不出所以然的干部人物，而得一種輕蔑對方的快慰”，甚至認為這會“符合著法西斯主義的宣傳，而增強他們侵略的信念”(林林《談<華威先生>到日本》)張天翼不同意這種批評意見。他指出：“日本人的發現‘華威先生’，想要拿這一個人物來證明我們全民族都是這樣泄氣的家伙，而向他本國人宣傳，那是白費力，因為效果適得其反?！艺J為我們的自我批判，被敵人聽見了也不要緊。為要我們自身更健康，故不諱自身上的疾病。這一點，日本人民會拿去與他們本國的情形對照一下的。”(《關于<華威先生>赴日》)圍繞著《華威先生》出國問題，這年在文藝界展開了關于文藝對抗戰現實要不要暴露、怎樣暴露，文藝的真實性及其客觀社會作用等問題的熱烈討論。

自1937年至新中國成立前，張天翼除出版《速寫三篇》外，還有短篇集《三兄弟》、 《同鄉們》，文藝論著《談人物描寫》，并發表了長篇童話《金鴨帝國》 (第1、2卷，全書未完)，論文《論〈阿Q正傳〉》， 《關于文藝的民族形式》， 《賈寶玉的出家》， 《讀〈儒林外史〉》等，以及《老虎問題》、《仙島》、《混世魔王》等二十余則寓言。

1942年秋，張天翼患嚴重肺結核病，在他創作的顛峰期不得不輟筆。當時張天翼貧病交加，國統區及解放區各界人士在重慶《新華日報》、延安《解放日報》等報紙上，為之呼吁，募捐，收到許多救濟款和慰問信。1944年11月湘桂大撤退時，他離開湖南，于次年5月間到達四川重慶，后在成都郊區郫縣養病。療養期間，讀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一類的線裝書，為他后來寫《〈西游記〉札記》等論文作了準備。1947年，張天翼病勢減輕，即與一些友人組織“整風文獻”學習小組，調查當地情況，向農民宣傳黨的土地政策。1948年秋，張天翼離開四川去上海，同年11月赴香港。那時他盼望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早日渡江南下，相信新中國的誕生已為時不遠了。1949年夏，張天翼滿懷喜悅之情準備北上，不料又大吐血，黨組織便把他送到澳門鏡湖醫院療養。

四、兒童文學創作的新成就

1950年5月，張天翼病情有明顯好轉，便決定離開澳門經廣州來到北京。他幾乎忘卻了自己是一個初愈的病人，熱情地以他的筆為新生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文化事業服務。1951年，他任中央文學研究所副主任，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1953年、1960年先后被選為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創作委員會委員。1953年，他任《人民文學》編委，1957年底任主編，并先后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1958年夏，住北京大學臨湖軒體驗生活，與中文系一些學生交朋友，醞釀著寫大學生生活的長篇小說，1963年任《兒童文學》編委。此外，從1954年后，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曾與人大視察小組去各地工廠、農村參觀訪問，與當地作家、青年業余作者交談創作問題。

張天翼這一時期忙于編輯刊物、培養青年作者以及作家協會日常事務工作，但工余之暇仍堅持創作。不過這時他不再寫諷刺小說了，專心致志地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自1951年至1956年，他發表了小說《去看電影》、 《羅文應的故事》、 《他們和我們》;童話《不動腦筋的故事》、 《寶葫蘆的秘密》;劇本《蓉生在家里》、《大灰狼》。其中《羅文應的故事》于1954年獲全國少年兒童文學藝術創作一等獎。這些作品生動反映了新中國兒童少年在黨的培養教育下的成長過程，成為教育兒童少年的好教材。

《羅文應的故事》深刻地描寫了成長中的孩子的性格特點。羅文應象一般兒童一樣對生活充滿濃厚的興趣和好奇心，但他在生活上學習上散漫無羈，不能管束自己。作者著力描寫羅文應在不斷克服自己缺點過程中所表現的堅強的意志和勇氣，對于正在成長的小讀者如何正視自己的弱點，并增強改正缺點的信心顯然有著重要的教育作用。許多孩子們正是從羅文應身上汲取了一股力量，從而激發了潛藏在他們內心里的熱情和對生活的美好希望。這就是小說主題的積極意義。由于作者對新中國兒童同樣作了細微的觀察和了解，因此對兒童的生活習慣和心理活動，他們的思想情趣和性格特點，寫來絲絲入扣，盡情盡理。作者善于用優美、樸素的為孩子們容易理解的語言，去描寫那些平常的生活故事。對于孩子們身上的缺點，作者雖然也進行諷刺，但那完全是善意的、充滿熱情的、而無冷嘲與戲謔的成分。他把他對兒童的摯愛完全傾注在他的作品里面。

《寶葫蘆的秘密》是繼《大林和小林》以后張天翼又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長篇童話創作。這部童話不僅結構謹嚴，藝術構思也較奇特，無論敘事狀物，處處都表現了作者的機智與風趣，語言生動而富于幽默感。作品通過少年王葆的遭遇，批評了不勞而獲的懶惰思想，指出坐享其成的生活不應該是新中國兒童少年追求的生活。寶葫蘆雖然滿足了你“要什么有什么”的欲望，但這種滿足是不會有快樂的。當作者對小讀者進行這種人生觀教育的時候，他不是采取說教的辦法，也不是把現實生活中獲取的材料直接寫成小說，而是采用了孩子們所喜愛的童話形式，使幻想與現實巧妙地結合起來，取得了既新穎活潑又富于教育意義的表現方法上的成功。同樣，童話劇《大灰狼》，通過生動有趣的對話，成功地刻畫了喜鵲們的愚蠢饒舌，大灰狼的刁滑陰險，大妞兒的智勇雙全，二妞兒的年幼力弱，三妞兒的天真任性，把人物的不同性格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作品洋溢著一種清新的氣息，比之某些兒童劇本的通篇大人氣的說教，大異其趣。

此外，張天翼還陸續發表了《文藝工作者和群眾》、 《關于<華威先生>》、 《<西游記>札記》、 《契訶夫的作品在中國》、《關于指導青年閱讀古典文學作品的幾點意見》、《略談曹雪芹的<紅樓夢>》、 《關于人物性格和典型問題》、 《阿Q的典型意義》等論文、雜文。其中如論文《<西游記>札記》，發表時曾引起學術界注意，認為這是在我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一篇好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四人幫”迫害下，張天翼被迫停止一切工作和寫作活動，他的作品全部遭禁錮。1969年底，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勞動。1972年春因病返回北京，在家休養期間，寫了一些讀書札記和漫談創作的筆記。1975年1月，張天翼患腦血栓，雖治愈卻留有后遺癥，言語困難，右手不能寫字，因智力尚清楚，多年來堅持用左手寫字。張天翼希望自己能繼續為孩子們寫作。他說：“為孩子寫作是幸福的。我一定要努力鍛煉身體，戰勝疾病，爭取早日恢復健康，繼續為我那些親愛的孩子們創作新作品”(《為孩子們寫作是幸福的》)。朋友們為張天翼能堅持鍛煉身體，半身不遂大有轉機而高興，相信“他的蓬勃生氣和樂觀的精神是永遠不會衰老的”(《吳組緗談張天翼》);“衷心祝愿他能夠重新拿起筆來，為實現祖國的四個現代化，教育后一代，再貢獻出他自己所期望、也為大家所熱切盼望的一份力量來”(周頌棣《我和天翼相處的日子》)。

注釋

附錄一 張天翼著作目錄

(按著作初版時間先后為序)

《從空虛到充實》 (短篇小說集),上海聯合書店1931年1月初版。

《思士日記》(長篇小說),上海正午書局1931年7月初版。

《小彼得》(短篇小說集),上海春光書店1931年12月初版。

《齒輪》 (長篇小說),上海湖風書局1932年9月初版。

《一年》(長篇小說),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3年4月初版。

《蜜蜂》 (短篇小說集),上?，F代書局1933年5月初版。

《大林和小林》 長篇童話),上海現代書局1933年10月初版。

《脊背與奶子》 (短篇小說,單行本),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3年初版。

《反攻》 (短篇小說集),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5月初版。

《移行》 (短篇小說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4年10月初版。

《團圓》(短篇小說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2月初版。

《畸人集》 (小說、劇本合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1月初版。

《清明時節》(中、短篇合集),上海文學出版社1936年2月初版。

《萬仞約》(中、短篇合集),商務印書館1936年10月初版。

《禿禿大王》(長篇童話),興華書局1936年4月初版。

《追》 (短篇小說集),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11月初版。

《春風》(短篇小說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初版。

《洋涇浜奇俠》(長篇小說),上海新鐘書局1936年初版。

《奇怪的地方》 (中篇小說),1936年6月1日《文季月刊》第1卷第1號;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單行本。

《學校里的故事》(短篇小說,單行本),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1937年4月初版。

《在城市里》(長篇小說),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7年6月初版。

《同鄉們》(短篇小說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4月初版。

《談人物描寫》(文藝論著),重慶作家書屋1942年9月初版。

《速寫三篇》(短篇小說集),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

《張天翼文集》, (現代作家文叢第九輯),上海春明書店1948年1月初版。

《張天翼選集》(新文學選集第二集),北京開明書店1951年版。

《羅文應的故事》(短篇小說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2年7月初版。

《蓉生在家里》(兒童文學,劇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年11月初版。

《不動腦筋的故事》(長篇童話),新疆青年出版社1960年6月初版。

《寶葫蘆的秘密》(童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58年3月初版。

《文學雜評》(文藝評論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10月初版。

《給孩子們》(小說、劇本合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9月初版。

《張天翼小說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金鴨帝國》(長篇童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初版。

《張天翼短篇小說選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版。

《張天翼小說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附錄二 張天翼研究目錄

朱羽戈《我之偵探小說雜評》,1922年6月14日《半月》雜志。

天猿《鬼土里的形色》,1931年8月17日《文藝新聞》周刊第23號。

董龍(瞿秋白)《畫狗罷》1931年9月20日《北斗》月刊創刊號。

李易水(馮乃超) 《新人張天翼的作品》,1931年9月20日《北斗》月刊創刊號。

景星《讀〈小彼得〉后》,1932年1月18日《文藝新聞》周刊第45號。

梁新橋《張天翼的兵士小說和童話》,1932年12月1日《現代出版界》月刊第7期。

魯迅《致張天翼(1933年2月1日)》,《魯迅全集》第12卷第143、1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易新成《讀<洋涇浜奇俠>后的一點感想》,1933年6月1日《現代》月刊第3卷第2期。

東方未明(茅盾) 《“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學——三部長篇小說》,1933年8月1日《文學》月刊第1卷第2號。

慎吾《關于張天翼的小說》,1933年8月26日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第38期。

流水《關于〈包氏父子〉》,1934年4月27日《中華日報》 “動向”副刊。

王淑明《洋涇浜奇俠》,1934年5月1日《現代》月刊第5卷第1期。

胡繩祖《“健康的笑”是不是?》,1935年2月1日《文學》月刊第4卷第2號。

胡風《關于速寫及其他》,1935年2月1日《文學》月刊第4卷第2號。

顧仲彝《張天翼的短篇小說》,1935年4月《新中華》半月刊第3卷第7期。

胡豐(胡風)《張天翼論》,1935年9月16日《文學季刊》第2卷第3期。

汪華《評〈畸人集〉》,1936年8月3日《國聞周報》第13卷第30期。

許杰《張天翼的〈失題的故事〉》,1936年10月12日上?！读蟆贰把粤帧备笨?。

李育中《幽默、嚴肅和愛》——談張天翼的《華威先生》,1938年5月10日《救亡日報》 (廣州版)。

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1938年8月16日《文藝陣地》半月刊第1卷第9期。

林林《談<華威先生>到日本》,1939年2月22日《救亡日報》(桂林版)。

冷楓《槍斃了的<華威先生>》,1939年2月26日《救亡日報》(桂林版)。

王西彥《再論文藝上的現實——由<華威先生>出國所引起的感想》,1939年3月15日《力報》 (邵陽版)。

周行《關于<華威先生>出國及創作方向問題》,1939年12月《七月》半月刊第4卷第4期。

田仲濟《“露暴”和“頌揚”》,1940年2月2日重慶《新蜀報》“蜀道”副刊第33期。

晨晦《讀<談人物描寫>書后》,1943年8月15日重慶《新華日報。

鐘子芒《關于張天翼》,1943年11月聯華《小說月報》第38期。

蔣牧良《記張天翼》,1948年10月15日《文藝生活》第7期(海外版)。

屠龍人(潘佛章)《談<老虎問題>》,1948年10月24日廣州《建國日報》。

湯廷浩《一本優秀的少年讀物<羅文應的故事>》1952年9月8日《文匯報》。

賀宜《讀張天翼的幾篇兒童文學作品》,1954年2月15日《文藝報》第3號。

沈玉成 李厚基《讀<“西游記”札記>》,1955年10月23日《光明日報》。

陳伯吹《一篇心理的、幽默的、教育的童話作品,——讀<寶葫蘆的秘密>》,1958年5月26日《文藝報》第10期。

朱金順 龔肇蘭《張天翼的兒童文學創作》,1980年3月《兒童文學研究》第3輯。

吳福輝《鋒利·新鮮·夸張——試論張天翼諷刺小說的人物及其描寫藝術》,1980年9月15日《文學評論》第5期。

孫昌熙 王湛《張天翼短篇小說創作特色初探》,1980年10月《柳泉》文藝叢刊第2期。

沈承寬《魯迅與張天翼》,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魯迅研究論文集》。

黃侯興《張天翼小說研究札記》,上海《文藝論叢》1982年2月第14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