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卓事件”

“文革”中，因原內蒙古生產建設部隊十九團政治處的三個知識青年(王文堯、恩亞立、刑卓)對《人民日報》發表的《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提出了不同意見(署名“王亞卓”)而被打成“反革命復辟勢力”，導致圍剿迫害，并從而導致了全國教育戰線的“反復辟回潮”運動的惡性發展的事件。

1971年起，在“兩個估計”的基本思想指導下，十七年的教育被全盤否定，知識分子都被看成“資產階級分子”，教育領域是“右傾復辟勢力泛濫成災”。為了推行“兩個估計”，先后拋出了張鐵生的“反潮流”“英雄”，又利用《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作為反復辟勢力的“典型”。

1974年，《人民日報》發表《一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王亞卓三人看了后十分氣憤，聯系到“文革”以來，學校應有的秩序和紀律受到破壞，老師教文化，抓教育有罪，學生以不讀書和反老師為榮，是非顛倒，香臭不分，攪得教育事業烏煙瘴氣的現實，決定給這個小學生寫封信，幫助她認識真相。1974年1月14日，他們給那位小學生寫了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內容有：“看了報紙上你的信和日記，我想了許多問題，歸根一點，對于你的信和日記中所反映的問題，覺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師和學生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老師不能把學生當敵人，那么學生就能把老師當敵人嗎?”“你的信和日記，細分析起來，很多地方不通情理，關鍵是矛頭指錯了。”“請設身處地地為老師們想想吧。他們大多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為培養革命后代努力地工作著。”“他們多么希望同學們滿腔熱忱地協助搞好工作啊!他們歡迎的是誠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師長式的學生。”全信基本上是擺事實、講道理的。那個小學生在回信中也說這封信“對我是有教益的”，“有許多問題我還要很好地學習。”

這個小學生的父親把王亞卓的信復寫了兩份直接寄給了遲群，就成了進一步“反復辟回潮”的政治把柄了。遲群批示道：“有反革命，還要革命”，“完全是反革命復辟勢力的語言”。這樣一批，事情就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了。接著又由他們制造了一封《一個小學生的公開信》，以那個小學生回信的方式，大唱反復辟的高調，這封公開信，經江青、張春橋批示。在報紙的頭版，不以《復王亞卓同志》為題，而改為《復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同志》的標題公開發表，企圖把反復辟回潮的風刮進部隊中去。

這封《公開信》一反那個小學生本人回信中愿“很好學習”的表示，一下子把王亞卓的信批為“資產階級老爺的悲哀嚎叫”，是“別有用心”，“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是“把師生引向分裂”，把教育“革命”引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邪路”。《人民日報》的“編者按”還說這是“教育戰線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斗爭。”社會上各種輿論工具同時都把焦點對在了這件事情上，發動了一場“反復辟回潮”的輿論大討伐。據不完全統計，一個多月時間內，僅中央和省市級地方報紙上就發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

隨著那個小學生的公開信的發表，也開始了對王亞卓三個人的政治迫害。《公開信》廣播的第二天，專門處理“王亞卓事件”的工作組就開進十九團，并做出了“發動群眾，掀起批判王亞卓右傾思潮的高潮”的決定。把王亞卓定性為“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急先鋒”。”批林批孔聯系實際就是批王亞卓”。認為“王亞卓事件”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新生事物，”是“把矛頭對準黨中央、毛主席”，是要“復禮”，“復辟”，“復舊”。這種批判的調子顯然是在往“兩個估計”的理論圈子上套。是想把“王亞卓事件”作為“兩個估計”的理論典型。

對“王亞卓事件”的批判，導致了全國批林批孔，反復辟回潮運動的惡性發展，使“文革”中1971年左右以來教育戰線剛剛有的一點松動和活氣又揠然息聲，萬馬齊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