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的空白

《文選》是南朝梁時出現的一部詩文選集，是研究唐以前作品的最可靠資料。它的名義編纂者是昭明太子蕭統，實際上是以劉孝綽為中心的文人集團集體編選的。《文選》收錄的詩文，大多為文人作品，并且重思辯、尚詞藻;至于民間文學作品則一概不收。這就形成一個不小的空白區，對民間文學的研究來說，無疑是一大遺憾。

《文選》之所以不收民間文學作品，與它的輯錄標準有關。《文選序》中有所謂“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可理解為“其內容出于深刻的思辯，其意義歸于華麗的詞藻”。這句話歷來被看作是《文選》的輯錄標準，并常以“文質彬彬”來加以簡括。這種標準的確立，取決于南北朝的時代特點。南北朝是一個重形式甚于重內容的朝代，宮體詩的出現及盛行可證明這一點;南北朝時佛教在我國傳播，儒釋道交融互滲，對人們思想影響極大，玄言詩就是這種影響的產物。《文選》的編纂者們大都是當時的上層文人，他們的觀點與主張實可代表時代文學的主流。因此，“出于沈思，歸乎翰藻”的那些作品自然倍受青睞;相反，那些“質而無文”的民間作品就被棄置不顧了。

由于時代的影響、統治階級的提倡，《文選》多收文人作品。在收錄文人作品時，也偏重那些辭采華麗、富思辯性的作品，如大量收入曹植、陸機、謝靈運、顏延之的詩文;同時，在重形式的時尚要求下，也多收入“永明體”作家——如沈約、謝脁等的詩文。這些詩文的大量收入，不僅絕對排斥了民間文學作品，而且對那些反映勞動人民生活與疾苦的文人作品也力加排擠，以致連陶淵明這樣的大作家也僅有九首作品入選。毫無疑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選》一書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