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徭役之害

隋朝的最高統治者隋文帝和他的繼承者隋煬帝，是兩個有作為的皇帝，他們對于封建統一國家的再建，以及采取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措施，如比較重視水利建設，貫通了南北的大運河等，都作了重大的貢獻。但是，隋朝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使老百姓掙扎在死亡線上。這又使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

隋文帝在封建史書中曾以節儉聞名。但他的節儉只是擺樣子給人看的。他對衣服、食物等雖然作些節約的樣子，但對勞民傷財的土木工程卻很有興趣。公元593年(開皇十三年)他令大臣楊素在岐州(陜西鳳翔南)造仁壽宮。楊素迫使民夫平山填谷、營造宮殿，工程緊迫，逼死幾萬人。還把死人推到溝坑中，用土石蓋上，筑為平地。宮修成后文帝要去看，正是熱天，還有些死人堆在道上，楊素指使把他們全部燒掉。文帝最初不高興，等進新宮游覽后，卻非常歡喜，稱楊素為忠臣。公元598年，又從京師到仁壽宮設置行宮十二所。這些依靠徭役驅使人民建造的宮殿，撕破了隋文帝“節儉”的假面目。

隋煬帝一上臺，就征發民工，大興土木，為了便于對全國進行控制，公元605年(大業元年)，他令宇文愷營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使丁夫二百萬人。規模浩大，工程嚴急，因勞役而死者十之四五。他還征發人民從大江以南、五嶺以北運送奇材怪石、嘉木異草，營建宮殿和苑園。據當時人說，從江西運一根大木柱，一次要用二千人。車輪用木轂容易摩擦生火，改用鐵轂，但走一二里，鐵轂就磨壞了，另外有幾百人帶著鐵轂隨時更換，一天不過走二三十里。通計運一根木柱就要用幾十萬工，其余可想而知。又在洛陽西面筑西苑，周圍二百里。苑內有很多宮殿，還有方圓十余里的海，海中造三座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建臺觀殿閣，海北修一條“龍鱗渠”，迂回曲折，注入海內。沿渠建十六個院落，堂殿樓亭，極盡侈麗。通濟渠修成后，兩岸旁筑“御道”，種植柳樹，從洛陽到江都，建離宮四十余座。公元605年，隋煬帝帶領一、二十萬人，乘船游江都。他乘坐的“龍船”，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共四層，中間兩層，有房一百二十間，用珍寶裝飾得金碧輝煌。蕭皇后和宮妃們乘的船也十分華麗。加上百官、和尚、道士等的大小船只，共有幾千艘。船只前后相連，長達二百余里。沿途五百里內的居民，被迫獻食，吃不完就掘坑埋掉。在以后的幾年里，他一直不斷到各地巡游，還征發大批民工修馳道，巡游所到之地以及許多準備去的地方，都修造了離宮。無止境的徭役需索，使“天下死于役而家傷于財”。為了躲避徭役，農民往往傷殘自己的肢體，稱為“福手”、“福足”。悲慘情景，可見一斑。

隋煬帝時期，還發動了三次進攻高麗的戰爭。第一次在公元612年(大業八年)。陸軍從涿郡出發，海軍從東萊海口出發，兩路分頭向高麗進攻。隋軍遇到高麗軍民的勇猛抵抗，士兵不愿作戰，士氣低沉，大敗而還。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別發生在公元613和614年，這兩次隋軍也都遭到了失敗。三次戰爭給人民造成的苦難，比大興土木還要深重。公元611年，為了準備這場戰爭，征發工匠在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站在水里不分日夜地工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十人中有三、四人死去。河南、淮南和江西的老百姓，被差派修造兵車五萬輛，送到河北高陽。江、淮以南的人民，被強迫自帶船只，把黎陽倉、洛口倉的糧食送到涿郡。山東的農民，被征調用牛車向邊鎮送米。由于路途遙遠，一去就不得回來。牛車征完了，又征人力小車，二人共推一車，載米只有三石，運不到目的地，米就吃光了。頻繁的征發，使幾十萬民夫、士兵經常在路上來來往往，晝夜不息，途中病死的，尸體相枕藉，“臭穢盈路”，十分凄慘。勞動力征走了，農村中“耕稼失時，田疇多荒”，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

在封建時代，人民除納稅與當兵之外，還有服徭役，徭役可說是封建財政中所特有的經濟現象。服役的性質等于納稅;不過納稅，或以實物繳納。或以金錢繳納，而服徭役則以勞務形式繳納，所以也叫勞役稅。此項勞役稅，負擔苛重，而且偏于平民，有失公平，在封建政府發征無限的條件下，對生產具有極大的破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