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司法觀

1．任法、任道和任人

王夫之非常重視法律的作用，認為為政不可缺少法律。他說，“天下將治，先有治法之主，雖不善，賢于無法也”，“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離析之際，則非法不足以定之”。一方面他看重法律所能發揮的穩定秩序的社會功用；另一方面，他又不是絕對的法律至上論者，認為治天下先要有制定良法的能人賢士，而且只依靠法律也無法治理好天下。據此，他提出了任法、任道和任人的三結合，目的是確立“天下之公”的法律，使君知有法，民知有守。

首先，“任法”應該和“任道”相結合，以“道”指導“法”的實施，即“治天下以道，未聞以法也。道也者，導之也，上導之而下遵以為路也”。如果任法不任道，就會導致法繁刑酷，弊端滋生。施政“一倚于法，天下皆重足而立”，而品質惡劣的執法官員也得以在繁密的法規中援引條款成就其私心，甚至掩奸匿惡、收受賄賂。王夫之主張以道（導）法來消除弊端，他所說的“道”是指引、教育之意，其寄托物是儒家的“德”與“禮”。這種立場使他同意正統的“德主刑輔”論，相信教化比刑罰更有效。任法與任道的結合是強調法律之上還應該有“為政”的“精意”，應該有傳統的“德”“禮”教育的位置，法律的功效要在治理天下的基本大綱下得到實施。

“任法”與“任人”的結合是他論述的第二個要點。他認為片面強調任法或任人各有弊端。“任法而不任人”導致小人、酷吏的得勢，一是因為君主不可能以一人操持法律，必須要委派執法之吏，而奸佞之徒乘機竊取大權，倚仗法令之具為害天下；二是酷吏們得以舞文弄法，以嚴酷的律令配合刻薄的天性，給人民造成無盡的災難。至于另一極端“任人而廢法”也同樣不可取，沒有了法律的制約，上下官員以個人的好惡為取舍的依據，恣意任行，抑良褒奸，導致政治的混亂和國家、社會的無序。王夫之提出的意見是“擇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課人”，即任法與任人的結合。所擇之人是賢能之士，他們依法辦事，卻又不是頭腦中只有法條的“文法之吏”。他對徒法而治的申韓之術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把它們與老莊、浮屠并列為古今三大害，斥之為“乍勞長逸”之術，因為從國家大政的長遠角度考慮它們毫無益處。

任法、任道和任人三結合的理論是王夫之司法觀的基礎，是他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獨特見解。

2．嚴以治吏，寬以養民

王夫之法律思想的豐富性還體現于他主張的“嚴以治吏，寬以養民”的執法原則。他一反正統儒者主張的“寬猛相濟”說，認為糾寬以猛和糾猛以寬都是極端化的辦法，要恰如其分就只有在執法方面實行對官吏嚴和對百姓寬的結合。他說：“嚴者，治吏之經也；寬者，養民之緯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時為進退者也。”

王夫之所強調的“嚴以治吏”，其一是要打擊貪官污吏，特別是一些腐敗的大官僚。其二是打擊貪贓枉法的執法之吏。王夫之主張不問贓物的數量多少，以有無枉法行為定罪，以所犯之法的輕重性質量刑，對雖受贓但“非枉法”者可只處行政處分，不施加法律制裁。嚴懲受贓枉法官吏的目的是“問刑之吏，尚知所懲，而酷風衰止，貪亦無以濟矣”。

王夫之主張創立法制以“保民”“愛民”為宗旨，在執法以及刑罰具體問題上以“寬以養民”為基礎。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方面：王夫之對法令的貫徹有一個總的要求，即“擇折獄之吏，申畫一之法，除條例之繁，嚴失入之罰”。除了考慮任法與任人的結合，要謹慎選擇執法之人外，法令自身應該“簡”、“定”和“畫一”，也就是形式要疏簡，原則要堅定，內容要統一。

關于法令之“簡”，他認為，法令簡約則人民容易遵從，能夠做到綱舉網疏即可。

關于法令之“定”，他認為，保持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關于法令之“畫一”，他認為法律條文應該準確和統一，如果“律之設也多門，于彼于此而皆可坐”，則只會導致“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

在這三點上，王夫之談得最多的是“法貴簡”。從“寬以養民”的要求出發，立法簡明扼要，執法求法律的大旨而不求瑣細，才能深達民意消除苛酷之法，而且人民也容易遵從。法令的“連章屢牘，援彼證此”最直接的后果是官吏的胡作非為，依附法律藏匿其奸心，“萬端詭出而不可致詰”，而且“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重”，所以唯有“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由崇尚立法之簡，他又在執法用刑的問題上有了法不可苛慎和法不可虐的推論，反映在司法領域，就是不留獄和廢淫刑。

傳統社會的留獄不決一直是個重大問題，造成很多囚犯無處鳴冤，無處訴苦，各種大赦也都沒有觸及癥結所在，而囚徒的來源正是飽受壓榨之苦的窮苦百姓。王夫之數次引用《周易》中的一句話：“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他指出，法令繁密只會荼毒天下。他堅決反對斷獄苛求明慎所造成的滯而不決，并感嘆道：“明慎不知止而留獄，酷矣哉！”

在執法用刑上，王夫之并不反對誅殺，“夫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絕其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而戒其余”；但是他又有反面的限制，反對濫施酷刑。他說，死刑是為了“止惡”“懲惡”，不得不用，但是用刑到了剝奪生命的程度已經足夠了，統治者設計出各種殘酷手段來執行死刑，只能令人民憤恨，并且“無裨于風化，而只令腥聞上徹于天”，可見以用刑為泄憤的工具是多么不當。

他強調司法中的“原情定罪”，即區別犯罪情節，依法定罪量刑。例如同為殺人，但因殺人的動機不同，情節的輕重有別，故不能一概而論。他說：“原情定罪豈可概之而無殊乎？”

王夫之主張的法貴簡、不留獄、廢酷刑和原情定罪是由他對司法用刑的詳細思考而來，但是其中的任何一條都與他所主張的“寬以養民”有至關重要的聯系。這些傳統法制中的弊端是統治者人為的因素造成的，給人民帶來了無盡的苦難，也反映出傳統法制體系自身固有的缺陷。王夫之的批判性意見正是來自他認同的“天下之公”和“一代之治”，也同出于其“愛民”“養民”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