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三
清代的乾嘉學派是中國學術史上具有廣泛影響的學派,又是古代考據學的典型代表。因此自它問世以來,人們便對它存在著不同的評價和議論。
乾隆年間,章學誠就批評它襞積補苴,不足與言學。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 中,把考據學者斥為“逐于時趨而誤以襞積補苴謂定盡天下之能事”的“俗儒”,并用調侃的語氣說乾嘉學派“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針對他們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章氏在許多文章和書信中也作了批評:“學問之途,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為無理之繁富,……明知其載非倫類,輒以有益后人考訂為辭。”(《章氏遺書》外編三《丙辰札記》)“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章氏遺書》卷十八《邵與桐別傳》)桐城派姚鼐的弟子方東樹著《漢學商兌》,斥責樸學矯誣,指出乾嘉學派“畢世治經無一言幾于道,無一念及于用”,譏諷他們“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是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證詁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方東樹是程朱派的理學家,思想中多封建觀念固不待言,但他對乾嘉學派弊端的抨擊卻是正確的。清今文經學派,經乾隆朝莊存與、孔廣森,嘉慶朝劉逢祿、宋翔鳳,道光朝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出,全部推到古文經傳,皆鄙棄繁瑣的漢學。他們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經世匡時”為宗旨,指斥漢學:“惡夫饾饤為漢”(《魏源集·武進李申耆先生傳》),“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震),究復何用?”(康有為《自刻年譜》)其中,孔廣森是戴震的弟子,龔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孫,他們從樸學的營壘中殺出,以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以“引經致用”的學風力矯乾嘉學派的 “博古而不通今”,表明了他們對乾嘉考據之學的否定態度。此外,惠棟的再傳弟子江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從學術史的角度研究嘉靖考據學的淵源和流派,用紀傳體的形式敘述嘉慶朝以前漢學家的學術思想和師承關系,此書對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史甚為重要。但是,江藩囿于門戶之見,所列人物以吳派、皖派為主,不僅貶抑宋學和排斥常州學派莊存與、劉逢祿等,而且將黃宗羲、顧炎武附錄卷末,認為兩位啟蒙大師不屬于漢學正宗,“皆深入宋儒之室”,“多騎墻之見、依違之言”(《漢學師承記》卷八),引起了不少異議。
近代以還,不少學者對乾嘉學派作過深入研究和各種評價。1910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史學家,以投票方式選出中國史學家十杰,乾嘉學者趙翼以他的史學名著《廿二史劄記》當選為十杰之一(杜維運《趙翼傳》)。而在中國,最具代表性意見的有梁啟超、章太炎、魯迅、胡適幾家。1.梁啟超。在乾嘉學派產生的背景問題上,梁氏認為:“康熙中葉,文網極寬,思想界很有向榮氣象。此獄(指戴南山案)起于康熙勤倦之時,雖辦理尚屬寬大,然監謗防口之風已復開矣,跟著就是雍正間幾次大獄”,著名的呂留良案,呂氏被戮尸滅族,“著作也都毀版,像這樣子,那里像是討論學問,簡直是歐洲中世紀教皇的牌子,在這種主權者之下,學者的思想自由,是剝奪凈盡了”;由于“談到經世,不能不論到時政,開口便觸忌諱。經過屢次文字獄之后,人人都有戒心”,必須得有一番變通,因此“學者的聰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釋古典,……雍乾學者專務注釋古典,也許是被這種環境所構成”;“而乾嘉學風,遂由此確立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最早明確地指出了清代文字獄是乾嘉學派形成的直接原因。梁氏比較客觀地研究分析了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把全部生涯費在一部書里,卒能貫徹初志,……做一門學問便要把他的內容徹底了解,凡一切關系的資料搜集一無遺漏。著手著述之時,先定計劃,各有別裁。每下一判斷,必待眾證都齊之后,……事業甚勤苦,其成績可供后此專家研究資料者亦不少,然畢竟一抄書匠之能事耳”,“他們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別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即以經學論,講得越精細,越繁重,越令人頭痛。結果還是供極少數人玩弄光景之具,……這些成績,只能存起來,算做一代學術的掌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于乾嘉學派的治學態度,梁氏給予了充分肯定:“吾以為有一重要之觀念為吾儕所一刻不可忘者,則吾前文所屢說之‘求真’兩字,即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中國歷史研究法》)又說:“經過了清代考證學派二百五十余年之訓練,我國學人的頭腦漸趨于冷靜縝密,此種訓練,實為科學研究之基本要素,將來必可成為最現代的 ‘科學人’。”(《清代學術概論》)至于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和地位,梁氏反復評價道:“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占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說了。所以稍為時髦一點的闊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著這些大學者幾句考證的內行話,這些學者得這種有力的外護,對于他們的工作進行,所得利便也不少。總而言之,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乾嘉以還,考證學統一學界”,還把乾嘉時期比做”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清代學術概論》)。梁氏的說法有欠妥之處,清室帝王對考據學不是“從風而靡”,應是大力扶持和利用它,以便鞏固其統治;而“文藝復興時代”的說法,則是過譽之辭。2.章太炎。章氏撰《訄書》,其中《清儒》一篇,系統地總結了清朝二百余年的學術變遷史,指出乾嘉考據學者恢復了把六經當作歷史研究的傳統,所以在學術上放出異彩;但樸質的考證,不合文士的口味,于是有攻擊漢學的桐城派出現,又有欣賞《公羊》三世說的常州學派出現,還有調和漢、宋以求名的陳澧等出現;評論了清代研究經學的具體成就,臚列了著名學者及其代表作; 并針對康有為等否定考據學作用的意見,認為考據學強調無征不信,竭力搜集證據,到未來的歷史家應用時,便會看到這種樸實的東西發出光輝。章氏對清今文學派的批評有失公允,對戴震等的樸學未免估價過高,但材料豐富,分析有序,是近代總結清朝學術史的開山之作。后劉師培著《清儒得失論》,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等,顯然是把它作為繼續研究的起點。3.魯迅。對乾嘉學派一貫持否定態度的是魯迅,他多次撰文論及清代樸學產生的社會根源:“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后兩個皇帝,對于 ‘文藝政策’ 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治’,卻使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最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而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是沒有成效的。”(《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乾隆年間,人民大眾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系的文章。”(《三閑集·無聲的中國》)他在評價乾嘉學術成就時說:“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真夠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跡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絕沒有看懂的古書。……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我直覺地感到,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賠款來養成幾位有限的學者,虧累得多了。”(《花邊文學·算帳》)他還曾直接指斥這種“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的學風為“奴才家法”(《魯迅全集》卷十)。魯迅的話,既針砭了乾嘉考據學的治學態度,也表達了他對乾嘉學派的評價。4.胡適。胡適信奉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所撰《實驗主義》認為實驗主義方法與清代樸學方法若合符節,因此對乾嘉學派評價很高;甚至說“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的意義相等(《論國故學》)。胡氏還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作“《水經注》校本”這一學術公案的研究,推翻了學者張穆、魏源、楊守敬、孟森、王國維認定的“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說法,為戴氏洗冤辨誣,因而使戴震校訂《水經注》未襲趙書遂成定論(《中國史學家評傳·胡適》)。
前人的研究,為我們深入考察乾嘉學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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