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二五減租”令

孫中山在1924年11月北上前，親自簽定的“二五減租”令，未能及時下達，直到二年后即1926年10月的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上(以上簡稱聯席會議)，才作為“本黨最近政綱”規定下來，這是怎么回事呢?!

當時廣州革命政府的特別顧問鮑羅廷，于1926年10月1日即聯席會議前夕，在黃埔軍校第4期畢業學員的會上，曾明確指出：“二年前總理曾說自(己)簽字一個命令，即減少農民現納租稅——從百分五十中減少百分之二十五。使此命令能執行，農民即可減少十二石半了(以百石為標準)。此命令為我在廣州所親見，現仍存在政府公文庫中，使此命令早日實行，則農民將老早起來擁護國民了，每家農民將以總理的像掛在他們家中，當神一樣看待了。此命令我認為是總理遺囑中最重要的一項。為何此命令未執行?”“即因黨員未明此命令的意義。”同一天，鮑氏在中央黨部的演講中也指出這道命令“沒有見諸實行”，是“因黨無堅固的堡壘”。

國民黨中央執委惲代英，在1926年12月也曾說起這道命令，指出聯席會議《關于本黨最近政綱決議案》中的一條規定，“要減少田租百分之二十五。這條政綱，總理在北上之前，已經定下，但因總理北上之后，有種種關系省政府的人，把他放在箱子里鎖起來，現在找了出來，依然規定下來了”。鮑氏和惲氏的演講是點破了“二五減租”令未能下達的癥結所在。

眾所周知，孫中山在創建中國同盟會時即主張“平均地權”。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通過的土地政綱將民主主義的核心“平均地權”賦予新的內容。8月，孫中山經過調查研究又正式提出“耕者有其田”，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而奮斗。而“二五減租”的命令，則是將原租額占收獲量50%中減去25%，即50%×(100%-25%)=37.5%，就是規定地租為收獲量的37.5%為最高租額。這樣雖非廢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卻能減輕地租剝削，使佃農能很快受益，有利于推進耕者有其田，從而增強國民革命的實力，是一項非常現實而重要的政策措施。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深明其理，不余遺力地付諸實現。廖仲愷曾為大元帥孫中山手擬命令，派出鐵甲車隊和大元帥府衛士隊，支持廣東廣寧等地農民的減租要求，鎮壓地主民團的武裝反抗。

但是，不少老國民黨只是“一民主義”、“二民主義”者，對于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一貫不以為然，有的反誣孫、廖被共產黨“赤化”了。在國民黨“一大”上，胡漢民與鮑羅廷就曾對土地政綱發生激烈的爭論，在孫中山北上后，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是被胡漢民(中央執委、廣州大本營代元帥、廣東省省長)、古應芬(廣州大本營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伍輕樞(廣州大本營外交部長)、吳鐵城(廣州警衛軍司令)等一批國民黨右翼勢力所把持，他們和地主買辦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整天價日被民團、商團的頭子所包圍，中傷農會“勾結土匪”、“干涉行政”，借口減租“影響田賦預征”、“影響財政收入”等等;而且縱容駐防軍勾結民團、商團、土豪劣紳等摧殘農會，撕毀總理肖像，慘殺農會干部。當孫中山病逝，廖仲愷被刺亡后，他們更有恃無恐，凡地主豪紳與貧苦農民之間發生沖突時，“總是站在大地主一邊”。顯然這股右翼勢力是不可能贊同與執行孫中山的二五減租命令的。

那么，國民黨中的共產黨人是抱什么態度?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負責實際工作的彭湃、阮嘯仙、羅綺園、譚植棠等均是共產黨人，派赴各地的農運特派員多數也是共產黨人，他們為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制訂《農民協會章程》，協助各地組織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支持農民抗捐減租斗爭等，做了杰出貢獻。但是，共產黨的高層領導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并不重視。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決議，非但沒有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反而抱怨“農民提出的口號太高、范圍太大”，“犯了一種幼稚病”，“不宜輕率由農會決議實行減租運動”等等。

到了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已經出師北伐，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四屆三中擴大會議時，雖然迫于廣東形勢對于廣東農民運動議決案贊同“依照向例納稅方法，減原租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對全國的農民運動仍有許多條條框框的限制：不許農會帶有階級色彩、不可簡單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號，只是籠統的提出農民所得至少要占收獲50%，而不提二五減租等等。鮑氏講孫中山的二五減租令被擱置在一邊，是“因黨員未明此命令的意義”，也應是包括國民黨中的一些共產黨人吧?!

直到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以兩湖為中心的農民運動風起云涌，廣大農民要求減輕田租、解決土地問題的緊迫性日益突出，“二五減租”原則才在10月的聯席會議上規定下來，它勢必鼓舞農民更加積極地投身國民革命，對封建剝削制度及其反動政治勢力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與會的國民黨中央執委張靜江等仍是陰陽怪氣地說：“這會議縱多數通過，亦不能算本黨的意思”此后，二五減租原則，雖然沒有被中國國民黨公開否定，但它始終未曾認真地貫徹執行。可見，革命黨的一項重要而正確的政策，即使最高領導者提出來了，如果沒有多數高、中層黨員干部所明了、所執行，也是徒具空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