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不是政治工具

歷史上把文藝當作斗爭工具的現象可謂多也，然而把文藝變成實現某政治集團陰謀的直接的工具，卻是“四人幫”的一大發明，為文學史所罕見。

為了把文藝變成纂黨奪權的工具，“四人幫”一伙把一部分文藝作品所具有的某一種社會功能——“階級斗爭的工具”，作為全部文藝的唯一功能來加以宣揚，從而把“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歪曲成了文藝的旨義和全部本質。在此基礎上，他們炮制了一大批陰謀文藝作品。

首先，“四人幫”對文藝的樣式與題材作了種種專制主義的限制。“八億人民只看八個樣板戲”，就是對他們實施專制主義的辛辣諷刺。其實，宣傳“樣板戲”的目的就是要為江青樹碑立傳，把她抬到“文藝革命旗手”的地位，從而為其篡黨奪權撈取政治資本。另外，他們還可以此立下清規，把文藝創作納入他們陰謀活動的軌道。還有象張永枚的《西沙之戰》、浩然的《西沙兒女》也都是吹捧江青的代表作。

更為歹毒的是，林彪、江青一伙還肆意篡改馬列主義關于文藝的基本觀點，顛倒黑白，在報刊上連篇累牘拋出“大批判”的文章，對一些有卓越貢獻的文藝工作者進行殘酷迫害，著名的作家、評論家老舍、馮雪峰、田漢、趙樹理、聞捷、楊朔等都被摧殘身亡。為了攻擊一些黨政軍的領導干部，他們還強令不管什么文藝形式一律都要寫“反‘走資派’”的題材，而且要寫“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寫“大走資派”，于是出現了一批象《盛大的節日》、《反擊》那樣歪曲生活、顛倒敵我的陰謀文藝作品，文藝變成了反黨反人民的炮彈。在《反擊》中他們使用影射的手法，竟然把“走資派”韓凌的秘書取為與周總理秘書諧音相同的名字，想借此攻擊總理，手段之卑劣達到了極點。

誠然，文藝與政治是有密切的關系。由于在階級的社會中，每個文藝家都是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來分析評價生活的，所以文藝必然具有階級的功利主義。但是，文藝之所以與政治結合，主要是為了求得“善”的價值，它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說教，不是政治陰謀的直接工具，而是宣揚代表人民的愛與憎。

總之，文革的十年，大部分文藝都成了“四人幫”一伙進行政治斗爭的直接工具。這極大地破壞了我國的文化事業，給后來的文學造成了極其不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