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理論權威的曲折道路

周揚由“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宿將、40年代解放區文藝的組織者”，到“50年代文藝斗爭的領導者，60年代毛澤東思想的代言人”，在他身上幾乎濃縮了一部中國當代文藝的思潮史。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上的權威理論家與文藝政策的制訂者，他巧妙地將理論與政策融合起來。“周揚不僅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論，而且還能將這種理論凝聚為文藝政策，從而直接影響和制約文藝制作?！?/p>

然而，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重要的地位和身分，使周揚的文藝理論觀念在建國后的十七年間幾乎沒有多少探索和發展。作為文藝界的行政首席長官，他的一切理論都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獨立思考在會下可以，在會上、文章中可絕對不行。他已變得身不由己。即使他曾想著以自己的理論來扭轉當時的文藝政策，但由于領袖的意志和政治形勢的需要，這種可能已愈來愈小。因而，他在建國后所作的許多重要報告都是政治形勢的傳聲筒，宣揚了一種左傾文藝思潮，在領導文藝斗爭時傷害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和評論家。而且這些充滿“火藥味”與“戰斗”型的文章，最多只有史料性意義，卻沒有多少理論上的建樹。

盡管周揚憑著自己多年的理論修養和批評良知，盡量公正中肯地去評價，在一定程度上抵制過他身不由己時參與制定的左的文藝政策，如把“雙百”方針解釋為“有效地調動科學界和藝術界的一切積極因素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政策”，將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為政治服務”修正為“為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全體人民服務”等等。然而，由于他的文藝理論權威的身分，由于迫于當時的政治形勢的要求，他的大多數文章都是為當時的錯誤的文藝方針提供理論基礎。如在文藝界“反右派”斗爭基本結束之后，周揚于1958年2月發表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闡述了“反右派”斗爭的歷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雖然他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許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但正如《當代文學史初稿》里所說：“由于對當時文藝界的基本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對問題所作的結論顯然是錯誤的。這篇文章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它存在的問題正是文藝界‘反右派’斗爭存在問題的反映。”又如他所提出的五大戰役的觀點，一直影響80年代出版的各類當代文學史教材的編寫。雖說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周揚全盤肯定這“五大戰役”，把這些傷害了大批文藝界精英的文藝運動用總結的形式肯定下來，其副作用是很大的。

但極其可貴的是，周揚經過“文革”的教訓，使他認識到“文革”極左的全面統治并非“一日之寒”，也是十七年左的文藝思潮的必然惡性發展。因而，他下決心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糾正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在新時期特別注意“反左”并較早揭起思想解放的旗幟，積極地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總結教訓，認真躬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原則。

而人們，應該能夠從周揚的曲折道路中吸取到的教訓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