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莽撞中東路

中東路是中俄兩國于1896年簽約修筑，1905年正式通車的一條鐵路。十月革命后，蘇聯與東北當局簽署了奉俄協定，規定除將80年無償收回期限，縮減為60年，還商定中蘇共管該路事務，即中蘇各派五人組成理事會。實際上，蘇聯在人事上把持要津，不以平等態度對待中國人。當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后，取消不平等條約的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張學良為爭中東路主權，在1929年2月，向俄籍副理事長提出一個非正式方案，內容是：削減俄籍局長權限，提高華員權限，務期雙方平等。哪知，俄籍理事們竟相約不出席由華人理事長召集的理事會，使議案無從討論。到了4月，張學良開始考慮從根本上收回中東路。他的幕僚們也極力慫恿，認為：此時蘇俄內部不安，無力對外，是強力收回的好時機。張學良也基于這種認識，7月9日趕赴北京會晤蔣介石，并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1929年7月11 日早晨，張學良命張景惠強行接收了中東路，將五十九名俄籍官員同時免職，并全部驅逐出境。沒想到，蘇聯反應強烈，18日宣布與中國斷交。蔣介石立即召集會議商討對策，認為這是蘇俄的威嚇，所謂斷交，動員軍隊，只是制造聲勢，決不會有行動。何況，蘇俄若向東北用兵，日本為維護其利益，必不肯保持沉默。然而，出乎張、蔣意料，8月，蘇聯遠東的十萬軍隊在坦克、飛機掩護下，占領了吉林的汪清和密山。而此時張學良的東北軍尚未布署完畢。

盡管事態如此嚴重，外交部長王正廷致電張學良“俄取威嚇政策，我以鎮靜處之，彼終必敗。中央對俄，抱定一貫主張，自有確實把握”。他的所謂“確實把握”，是向國際上訴諸非戰公約。怎奈蘇聯根本不聽這一套。10月蘇軍占領同江，富錦，11月攻占扎蘭諾爾，族長韓光第所部六千余人全部戰死，繼而滿洲里被圍，守軍也全部戰死。

局勢正在繼續惡化，急切等待援助的張學良，等來了蔣介石的密電，授權他自己設法向蘇俄尋求和平解決，中央對此已沒有辦法了。事件發生前，蔣介石曾許諾張學良，中央可出兵十萬，撥軍費數百萬元。可現在兵未出一個，錢未撥一文，反把張學良擱在旱地上。事到如今，張學良只得吞下這杯自己釀成的苦酒，派人與蘇軍議和，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訂立了《伯力紀錄》。這個屈辱的城下之盟，使得有關中東鐵路的一切不合理現象，照舊保持下來，不平等還是不平等。由此而花費的心力全白費了;數萬人的鮮血，也全白流了。

張學良在中東路上的一場亂子，既傷了東北軍的元氣，也暴露了東北軍的弱點，這些都被日本人看在眼里，記在心上，成為二年后敢于冒險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因素。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中東路事件中，張學良靠僥幸、冒險求勝，沒準備好打狼的棍子，就急著從狼咀里奪羊，一旦被咬痛了，也就屈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