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會的欠缺

“在次殖民地的中國，一切都浴在急風狂雨中，許許多多的詩歌材料，正賴我們去攝取，去表現。但是，中國的詩壇還是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鬧著洋化，一般人又還只是沉醉在風花雪月里……把詩歌寫得和大眾距離十萬八千里，是不能適應這偉大的時代的”(《中國詩歌會緣起》)。1932年9月，中國詩歌會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樣宣告著產生了。它在左翼作家聯盟的領導下，努力承擔起改變詩壇沉寂的重任，自覺地表達時代階級斗爭的“急風狂雨”，加強了詩歌與時代、詩歌與人民的聯系。其中的代表人物蒲風、穆木天、楊騷等努力用自己的健筆“促住現實”，“歌唱新世紀的意識。”他們提出“國防詩歌”的口號，創作大量的革命現實主義詩歌，為推動當時的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這些詩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自身的弱點，留給后人許多值得引以為戒的教訓。

中國詩歌會的詩人們急于適應“偉大的時代”，在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急風暴風”中創作了大量的時代戰歌，打破了沉寂的詩壇，然而由于簡單地把詩歌的作用歸結為直接的宣傳與鼓動，忽視了詩歌本身的藝術性。如“靠攏，靠攏，緊緊地靠攏，朋友們!不做地主的臣仆，要做世上的主人。/天皇皇，地皇皇，要做人類的忠臣。”如果不分行排列，幾乎便是激情高昂的宣傳口號。象這樣的急就之章在當時的創作中是很多的。

同時，這一時期的革命現實主義詩人的作品中，出現了抒情因素減弱，敘事因素增強的趨勢，似乎不如此，便難以表現人民斗爭豐富而壯闊的生活內容。在很少的抒情詩行中，我們能看到的也大都是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哦，哦哦，熱血的中華男女健兒!來吧，我們不能沒有堅強的勇氣……”把抒情變為吶喊，成為這一時期抒情詩的典型模式。并且，由于過分強調反映現實生活的重大題材，“從正面去把握這血淋淋的現實”，完全否定其他題材的作法，導致了詩歌內容的單一化、模式化。這時的詩人們把自我與時代、自我與人民的關系簡單地對立起來，否定詩人個人的主觀世界，摒棄藝術中的自我，因而缺乏鮮明的藝術個性，不能從詩人獨特的感受去反映時代風云，許多作品成了簡單的傳聲筒，藝術上粗糙低劣。而由蒲風提倡的“詩歌的斯塔哈諾夫運動”，片面強調詩歌的數量，更是產生了大批粗制濫造的作品。

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詩歌會為促進詩與大眾的結合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績，但它留下的遺憾和教訓也是應該深思并認真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