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目的的內在矛盾

中國封建教育的特色之一是學有所成者可以經選士而進入仕途為官，從而施展自己的抱負。從《論語》引子夏的話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開始、這一特色就基本奠定了。不論具體具體如何解釋、這句話總是反映出學與仕的密切聯系。儒家認為，仕固然是學的必然結果，但卻不是學的目的。荀子說：“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學習的目的在于通過修身、自律而完善個人人格，達到人格的理想。這也就是《大學》概括的：“皆以修身為本。”知識、技能的學習，歸根結蒂是為個人道德完善服務的。修身當以自律為基礎。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在修己與治人的關系上，修己是第一性的，治人只是修己的延伸。而且首先是通過榜樣示范、感化的方式來體現，不一定非要做官施政不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故儒家不贊成一味重視仕祿，尤其反對不義而仕，或仕而不義。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并把“邦無道”時還貪戀官位看作恥辱。

盡管儒家認為學不一定要追求入仕，但入仕畢竟是為學者不可能予以忽視的。這就決定了儒家教育在培養目標上的某種“虛偽性”。首先，治人與修己相比雖處于第二位，但仍是需要的。《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儒者的為學之序，“治國”“平天下”仍是學習的最高目標。如果沒有一定的官位，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又何由實現?即使從修身的角度說，如果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鄉里賢士，影響終屬于有限。況且在選士制度支配下，被選入官是對個人學業及德行水準的最重要的社會評價尺度。非超凡脫俗之士，任何學者恐怕都難以完全漠視功名。其次，古代士階層本是介乎官民之間的特殊階層。士為“四民”之首，又不同于工、農、商以經營物質生產為生，而是靠非生產性的一技之長(主要是學術才干)，為當權者效勞是最主要的謀生手段。“學以居位曰士”。不能獲得官祿的士人，往往也被視為無學之人，生計往往窘迫不堪。連孔子也承認“學也，祿在其中矣。”既然入仕是謀生的必然途徑，即使立志再純正的儒者，也不得不追求獲取官祿。而士人一旦入仕，則地位立即發生根本變化，這對一般士人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誘惑。

可以說，以學而求仕是古代士人最基本的學習動機。孔子即已有過“三年學，不至于谷(官祿)，不易得矣”的感嘆。漢代經學教育昌盛一時，正是選士制度建立后，激起士人的學習動機：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當時還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的俗諺。宋代真宗親制的勸學詩則索性以“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之類露骨的利誘詞句來激勵士人刻苦攻讀。學生科舉中式的人數多少，又是衡量教師教學水平的尺度之一，甚至作為對官學教師的考核升黜的主要標準。這樣、教學雙方都以通過選士而獲取功名富貴為直接目標，而儒家所提倡的敦本美俗、完善人格的教育目標和立志樂道的學習動機，就被追求現實的切身利益的動機所架空了。這正是歷代士風敗壞的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