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禮樂之邦·“尊尊而親親”

魯國與齊國文化上的不同，在他們的始封之君時已經(jīng)肇端。《史記·魯周公世家》說：“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后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漢書·地理志》也記載說：“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伯禽封魯時，年富力強，精力充沛，而太公時已年邁，雖經(jīng)驗豐富卻精力不濟，又加之兩國的外部環(huán)境也不一樣，因而對當(dāng)?shù)囟Y俗就有了變革與因循的區(qū)別。

伯禽對當(dāng)?shù)囟Y俗的變革自然包括多方面的內(nèi)容。魯國的統(tǒng)治者自以周人為主，在他們中間，互相聯(lián)絡(luò)的紐帶便是周族的宗法感情，所以魯國以“尊尊而親親”作為治國的重要方針。伯禽一支作為征服者到魯?shù)睾螅运麨槭椎闹茏迦吮闶囚攪淖罡呓y(tǒng)治階層。伯禽至魯時，周王室分之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讓他們率領(lǐng)大宗、集合小宗，統(tǒng)治部下的奴隸，來服從周公法制，歸附于魯?shù)慕y(tǒng)治。周人、殷人之外，便是當(dāng)?shù)氐难偃送林o論周人、殷人，還是當(dāng)?shù)卦芯用瘢麄兛赡苓€都基本保持著原來的氏族組織。自然，這些人也分成了不同的等級，諸如“臣妾”、“仆庸”、“丑類”等身份名目不同的人，都是處在社會最下層的奴隸。魯國要號召這些人各安其位，保持穩(wěn)定有序，“尊尊而親親”便是一面很好的旗幟。

尊尊是尊敬身份、地位尊貴的人，親親是親愛與自己血緣親近的人。《禮記·大傳》注曰：“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在氏族血緣關(guān)系的社會組織里，講究親親，便能起到和睦宗族的作用，在這個前提下，人人都能尊尊，尊崇君，尊崇國中官僚，尊崇貴族，社會的安定便不難取得。

在宗法制度下，“尊尊”和“親親”是兩條根本的原則，也是周禮的基本要求。《禮記·曲禮上》說：“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記·哀公問》也說：“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顧頡剛先生認(rèn)為：“《禮記》各篇都是出于儒家之手，儒家?guī)煼鬃樱４孀诜ǎ贼攪鵀橹行模浴抖Y記》所說的足以代表魯人的思想”(見《由“丞”、“報”等婚姻方式看社會制度的變遷》，《文史》第十五輯)。由《禮記》所說亦可見魯人對“尊尊而親親”原則的深刻理解。

由于“尊尊”，魯國社會一直比較安定。《禮記·明堂位》說，魯國“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對此，我們自不能進行絕對的理解。清人認(rèn)為，《禮記》中的“《明堂位》一篇，多出魯儒之附會，然其言固亦有本”(郭嵩燾：《禮記質(zhì)疑》卷十四)。誠然，為了爭權(quán)奪位，魯國也發(fā)生過類似兄弟骨肉相殘的事件，但比之其他諸侯國，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尤其春秋中期以后更是如此。昭公后期，魯君與季氏矛盾激化，但季氏對昭公本人的尊敬卻始終如一。昭公出走國外后，他還謀求昭公回國，并“事君如君在”。在禮崩樂壞的歷史時期，魯人仍然高倡事君、尊君之論，如立言垂世的臧文仲便教季孫行父“事君之禮”，說：“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yǎng)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鹯之逐鳥雀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此可謂典型的尊君之論。作為魯臣，臧文仲本人也盡職盡力恤民之患，在他看來，“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國語·魯語上》)。后來的大思想家孔子也強調(diào)忠君尊王，維護綱常名份，主張“事君盡禮”，“事君以忠”(《論語·八佾》)，“事君能致其身”(《論語·學(xué)而》)。

如果說“尊尊”使魯君受到普遍敬重，給魯國帶來了政治穩(wěn)定的話，同為周禮要義的“親親”原則卻在客觀上導(dǎo)致了公室的衰微。由于“親親”觀念深入人心，他們好像十分相信“非吾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的古訓(xùn)，使掌握魯國大權(quán)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圍內(nèi)，異姓家族均被排斥在政權(quán)之外，致其統(tǒng)治集團缺乏勃勃生機。也是“親親”的緣故，魯國卿族還總是不絕后嗣。魯卿在位時，不論其行為怎樣越軌，對他的宗族影響并不大，即使像慶父和東門襄仲這樣給公室?guī)砹藰O大危害的人，除了他們本人得到應(yīng)有懲處外，其宗族并沒受到什么牽連，他們依然在魯國享受高官厚祿，保留封邑，不絕其祀。這樣，卿族一旦有了勢力，便在魯國站穩(wěn)了腳跟，權(quán)力無限制地繼續(xù)發(fā)展，終于使公室形成尾大不掉，出現(xiàn)了公室衰微而大夫?qū)Ｕ慕Y(jié)局。

在與其他諸侯國的交往中，魯國也有親近同姓的傾向。清人高士奇說：“春秋時，魯于列國邦交，自齊、晉兩大國外，惟宋、衛(wèi)最親”(《左傳紀(jì)事本末》卷六)。然而，在對待各國的態(tài)度上，魯人似乎又不盡相同。魯與晉、衛(wèi)乃兄弟之國，與齊、宋則是婚姻之國。與對待齊、宋相比，魯人在與晉、衛(wèi)交往中態(tài)度要溫和得多。齊國在桓公時強盛，由于他們“遵舊典，守信義”，魯國甚至成了齊的可靠同盟;而桓公霸業(yè)結(jié)束不久，魯僖公即背叛了齊國;當(dāng)晉文稱霸后，魯國便依晉抗齊了。以后，魯對齊國叛服無常，而魯之于晉卻“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日”(《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始終服膺晉國。

魯對小國亦是如此。由于魯秉周禮，不少小國親睦而來服。在這些小國中，曹、滕與魯為同姓兄弟，邾、莒、薛、杞為異姓。故曹太子朝魯，魯以上卿相賓;滕、薛爭長，魯長滕侯。杞、邾頻頻朝魯，然杞侯來朝，以不敬見討;邾、莒雖皆魯之近鄰，但卻為魯國世怨。

周室陵夷之后，魯是周室的影子。魯在不遑奔走列強之時已無暇朝王;而另一方面，魯公室與周王室同宗共親，君統(tǒng)、宗統(tǒng)合而為一，此時，“尊尊”之義既失，而“親親”之義尚在，正如成王稱周公為“叔父”一樣，襄王派使者于僖公二十四年赴魯告難時，亦稱僖公為“叔父”，王室殷勤于魯，或因其輩份低魯使然。這時期，齊、楚、吳等國都曾向魯獻捷、遺俘，而周朝的定制卻是：“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四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魯有如此地位，春秋以來卻國勢日弱，與其不能修好異姓近邦不無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