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使猿驚鶴怨，誤薜蘿秋月。囊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恐豺狼當轍。

這首詞見于高登《東溪詞》。《宋名臣言行錄》以為胡銓作，但胡銓《澹庵詞》未收此詞，故不可靠。初看這首詞，似是仕途失意者的牢騷之語，但細讀便知是有志難酬者的抗爭之詞。作者高登是一位有正義感、懷抱濟世之心的耿直文人。他一生“忠義愛國，每飯不忘”，但遭權貴壓抑，久屈下位。靖康之難時，他以太學生身份幾次伏闕上書，請斬蔡京、童貫等奸臣，反對朝廷革免主戰派李綱的兵權，險遭刑戮。后又因事忤秦檜，被編管容州。盡管如此，他的愛國熱忱并未因之而稍減，一直未向權奸低頭讓步，直至老死謫所為止，“抱恨終生垂五十年，卒后猶在罪籍”。這種頑強不屈、抗爭到底的精神，也正是這首《好事近》的主旨所在。

詞的內容并不復雜，意思也較顯豁。前七句為一部分，最后結句為一部分。首二句以問句發端，是作者自我表白心跡：說他出來為官，不是貪戀榮華富貴，而是為了有補于世。這同當時一些高官重臣為求飛黃騰達而不惜攀炎趨勢有著根本的區別。據《宋史·高登傳》載，當高登因反對為秦檜父立祠而受誣待拘時，有人勸他;“丞相(秦檜)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生事且無憂。”而高登卻義正辭嚴地拒絕說： “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其不肯阿附權奸、不貪圖富貴的品格，可為此句“富貴本無心”的佐證。三、四兩句連用了三個典故。“猿驚鶴怨”語出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松羅”即女蘿，指隱士的服裝。《楚辭·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 “風月”語出蘇軾《赤壁賦》： “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這二句說的都是隱退的意思：既然自己不貪圖富貴，故鄉的山水又如此美好，為什么不早點隱退，空惹得猿鶴驚怪、辜負了風月良辰?在高登的作品里，這種隱退思想曾不只一次地表現出來，如其另一首《漁家傲》詞： “名利場中空擾擾，十年東西南北道。依舊緣山塵撲帽。徒懊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來兮秋已杪，菊花又繞東籬好。有酒一樽開口笑。雖然老，玉山猶解花前倒。”也表現出一種退隱思想。這些當是高登在政治上失意后思想矛盾的反映。然而，縱觀高登一生，始終沒有任何隱退的舉動，即便是在一再遭受貶斥的情況下，他還是執著自己的理想，直至臨終仍“所言皆天下計”。到底是何種力量支持他摒棄隱退生活，堅持斗爭呢?這是承上句“何事故鄉輕別”而來的又一個疑問。

下片頭二句語意承上。“囊錐剛要出頭來”，用的是“錐處囊中”的典故。《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云： “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比喻有才能的人總能顯露頭角，不會長久地被埋沒。然而作者接下一句： “不道甚時節。”世有賢才，遇明主時，才能得其用，在奸佞當道、昏君柄國之時，有才之人只能倍受摧殘。作者自己的經歷便是如此，年輕時伏闕上書，鋒芒初試，險招殺生之禍;后來上萬言疏及《時議》六篇，高宗“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但因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而作罷。作者的才華在那個昏暗的時代得不到施展的機會，“不道甚時節”一句道出了作者深沉的悲憤。第七句“欲駕巾車歸去”，可說是對上面三層意思的總結。“巾車歸去”語出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或命巾車。”既然自己一無富貴之心，二又向往田園生活，三不為權奸所容，那么應該及早引身告退才是。然而，“恐豺狼當轍”，作者自己提出了很多應該退隱的道理最后卻又把它否定掉了。“豺狼當轍”語出《后漢書·張綱傳》，指奸臣專權誤國。這也是作者所表示的與秦檜等奸臣斗爭到底的決心。這一決心，是由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濟世理想決定的。他一生不為朝廷所用，卻始終不忘忠君愛國，《宋史》說他謫居期間“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甚至在為自己四個兒子取名時也取“念王室陵弱，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之意，而命之為扶、持、振、拂。這樣熱枕的報國理想，就是他屢遭打擊而不甘告退的根本原因，也是本詞撼人心魄的力量所在。

就藝術手法看，這首詞的特點在于結構別致。全詞不受上下分片的局限，內容上分為前七句、后一句兩大部分，前一部分似為“牢騷”語，提出問題，后一部分又把前面的理由全部推翻，作出相反的回答。類似這種“反跌”的寫法，如唐代李紳的《憫農詩》：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前三句與后一句，兩個部分相反相成，前面設想的理由越多，越充足，后面以事實作出的反擊也越有力，所以有人形象地稱這種結構是“秤砣雖小壓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