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許衡

月下檐西，日出籬東，曉枕睡余。喚老妻忙起，晨餐供具;新炊藜糝，舊腌鹽蔬。飽后安排，城邊墾㔉，要占蒼煙十畝居。閑談里，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為農換卻為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計;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聲名，貴家驕蹇，此好胸中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幾上詩書。

〔藜糝(san)〕指粗劣的飯菜。藜、草名。初生可食。糝，以米調和的湯。〔鹽蔬〕即咸菜。〔(zhu)〕原為大鋤，本詞用作動詞，墾掘意。〔驕蹇〕傲慢、不順從的意思。

許衡曾仕元為中書左丞，后因阿哈馬特擅朝政，遂以病謝歸。這首詞即寫于作者歸隱之后，表達了作者志不獲伸，安居田園，淡泊利祿的高雅生活情致。

詞的開頭以通俗樸質的語言，繪就了一幅農家生活的圖畫。田園生活，遠離城市的塵囂，沒有官場的紛爭，對作者說來可謂是地偏心也遠。“月下西檐，日出籬東。”一彎殘月嵌于西天，萬道霞紅鋪滿東方。平常語言，卻造境優美。客觀環境的描繪，浸染著濃郁的感情色彩。不僅交待了所描繪的畫面時間，也突出了農村早晨的幽靜。把閑適、恬靜的心曲通過景物描寫婉曲地呈現給讀者。一“下”，一“出”，對仗工穩，極富韻律感。“曉枕睡余”，即“睡余曉枕”之倒裝，意謂醒后尚未起床。如果說前面暗示躬耕生活的閑適，而本句就把此心情和盤托出。多年的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官宦生活使他倍感厭倦。“萬事豈容忙里做，一安惟自閑中得”(許衡《滿江紅·書懷》)，正是此時作者心態的最好注腳。“喚老妻忙起”數句，則寫出夫妻共餐，心怡神悅，飯粗而菜簡，意真而情濃，如此融恰的家庭生活，這是作者多年神往心期的，也足以慰籍作者那一顆飽經官場折磨的心。繼而作品轉入寫墾荒勞作之情形。“蒼煙十畝”，寫荒穢之狀，“閑淡里”，抒勞作之情。“五畝桑田，一區茅舍，快與溪山理舊盟”(許衡《沁園春·東館路中》)，這正是作者百周千折所追求的生活境界，與陶淵明的“晨興理荒穢，荷鋤帶月歸”為同調。詞的上闋，以時間為順序展開了作品的縱向結構，文筆簡淡通脫。從生活的實處切入，真實地記敘了墾田前后經歷，包含著作者的藝術匠心。作品中的時間、地點、景物都是經過審美主體的過濾，是靈魂與自然一致所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隨手寫來，促而成章。

詞的下闋，在前面敘事的基礎上抒發自己的主觀感受。把坦蕩磊落、厭倦仕途生活之情刻露地呈現給讀者。換頭處，“為農換卻為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往事不堪回首，務農本業，卻棄而為官，然而作者不肯趨時取巧，更變意志，最終“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許衡《沁園春·東館路中》)。在別人看來，可謂“拙”“迂”之甚。杜甫曾有“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何一愚，竊比稷與契”之嘆息，許衡詞句從此幻化而出，貼切地表達了作者的感情。此種感情，摻和了作者刻骨銘心的生活經歷，有著作者激動不已的情緒記憶，使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仕途蹇連，徘徊苦吟的詩人自我形象。在元代前期社會里，干戈搖蕩，路途難厄，作為一個正直的漢族知識分子，想有所作為，最終卻無所作為，當他一但悟出了生活真諦以后，總認為自己象走入迷途的人，他們對現實社會總是懷著永恒的絕望。最想走也只能走的唯一道路就是躬耕歸隱。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的“那些為生活所折磨，厭倦于跟人交往的人，就會以雙倍的力量眷念著自然。”“念老來生業，無他長計，欲期安穩，敢避崎嶇。”“生業”，謀生之業。“長計”，長遠的打算。軟弱書生、不但無謀官之機巧，也無謀生之長策，要想安閑度日，免于生活之累，也只有樂天安命，自足不辱，躬耕田園，任情適意罷了。達士的聲名，富家的驕橫，都不是作者羨慕之事，他所追求的是“絕榮辱，無是非，忘世亦忘機”(元·趙善慶《葉梧兒·隱居》)的生活。“膝前兒女，架上詩書”，正是這一生活境界的具體化。詞的下闋，不借物象，直抒胸臆，字里行間跳躍著詩人的主體律動。把主觀內心視象完全呈現給讀者、讀來真切、感人。

《西軒客談》說：“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漢法，不得行其學，為求歸田。”道出了作者追求田園閑適生活的社會原因。在元代漢人和南人的地位十分卑微，中央各部院中，南人、漢人只能任副職、并隨時可能招致不測之禍。正是這樣嚴酷的社會現實沉淀于作者的心靈，使他的磊落不平之氣，憤世嫉俗之情，變成了對田園隱舍生活的想往，但從中也可透視出中世紀野蠻統治給知識分子帶來的精神創傷。

本詞寫了三個層次的感情境界。上片寫的是實境。躬耕生活，非常清苦。但言詞懇切，讓讀者從客觀敘事中看到詞人對于生活表象的審美態度和理解。換頭后幾句寫的是情境、官場險惡，謀身艱難，不務虛名，不矜權勢。處處涌動著作者感情的波瀾。結尾處寫的是格境。戲兒膝前，吟詠情性，不與世俗合流，映照出詩人高尚人格，表現出高潔的精神境界。三個意境層次層層深入、脈脈相通，使詞作渾然一體，給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