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赫怒，天維中摧。

鯤鯨噴蕩，揚濤起雷。

魚龍陷人，成此禍胎。

火焚昆山，玉石相磓。^②

仰希霖雨，灑寶炎煨。

箭發(fā)石開，戈揮日回。

鄒衍慟哭，燕霜颯來。

微誠不感，猶縶夏臺。^③

蒼鷹搏攫，丹棘崔嵬。

豪圣凋枯，王風傷哀。

斯文未喪，東岳豈頹？

穆逃楚難，鄒脫吳災。

見機苦遲，二公所咍。^④

驥不驟進，麟何來哉？

星離一門，草擲二孩。

萬憤結緝，憂從中催。

金瑟玉壺，盡為愁媒。

舉酒太息，泣血盈杯。

臺星再朗，天網重恢。

屈法申恩，棄瑕取材。

冶長非罪，尼父無猜。

覆盆儻舉^⑤，應照寒灰。

天寶十四年 (755) 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李白由宣城避亂于剡中，不久又隱居于廬山屏風疊，密切注視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第二年冬，永王李璘以抗敵平亂為號召，由江陵率師東下，過廬山時“辟書三致”，堅請李白參加幕府，李白也認為報效國家，施展才華的機會終于到了，“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詩人此時無疑是興奮而又自負的，但天真的詩人高興得未免太早了。李璘東巡不久，即被他哥哥肅宗李亨以叛亂罪加以鎮(zhèn)壓，李白也因 “附逆”而被逮捕下獄。這時李白已五十八歲，在 “五月飛秋霜” 的殘酷迫害和“世人皆欲殺” 的洶洶議論中，經常爽朗大笑的詩人這時也不得不發(fā)出無聲的垂泣：“平生不下淚，于此泣無窮”(《江夏別宋之悌》)。在潯陽獄中，他陸續(xù)寫了 《潯陽非所寄內》、《萬憤詞投魏郎中》、《送張秀才謁高中丞》、《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 等詩來表現(xiàn)此時的處境和心情。《上崔相百憂草》 即是此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崔相，即崔渙，起家于亳州司功參軍，累遷司門員外郎，開元年間，楊國忠惡其不附己，出為巴西太守。安史亂起，玄宗幸蜀，因接駕有功，拜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世稱崔相。崔為人正直，亦曾以詩聞于世，此時正以江淮宣慰使身份代天子訪賢，“收采遺逸”，所以獄中的李白把他看成是能為己辨誣的主要救星，連寫了兩首詩給他，一首是五古 《獄中上崔相渙》，另一首即此四言《上崔相百憂草》。題下詩人自注：“時在尋陽獄”。詩題中所說的“百憂”，應當說是包涵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和極為復雜的情感： 既有愛國之情坦蕩之心的表白，又有一步走錯，終生追悔的懊喪；既有對當局玉石皆焚、 不辨良莠的憤懣，又有對崔相予以援引；當然還有對親人的惦念、對祖國命運的擔憂，從而造成萬憤積于心，百憂形于色，極為焦灼愁苦的心態(tài)。下面即對此加以簡析。

全詩圍繞“百憂”分成三個段落。第一段十六句 (開頭至“猶縶夏臺”)主要寫四海播亂的政治形勢和自己被冤系獄的處境和心情。“共工赫怒” 四句以典故和形象的比喻寫出當時天下振蕩的動亂形勢。詩人首先用《列子》中共工怒觸不周之山，造成“天柱折，地維絕”來比喻安史之亂所造成的唐王朝安定局面的結束，再用鯤鵬展翅、四海波傾來形容當時天下動蕩的情形。應當指出的是，詩人在此用 “共工”和“鯤鵬”之典，所要強調的已不是傳統(tǒng)的 “悲壯”和“乘風而動”，而是動蕩和混亂，這與他在安史之亂發(fā)生時所寫的 《抉風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亂如麻”，《永王東巡歌》 中的“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在詩意上是一脈相通的。正因為“急”，才無法加以冷靜的思考和選擇；正因為“亂”，才會良莠不分，遭此冤獄。下面四句“魚龍陷人，成此禍胎。火焚昆山，玉石相磓”，即是對此具體的說明。“魚龍陷人”兩句，人們一般解釋為小人含沙射影，使李白遭冤下獄，我以為恐怕還不止于此，實際上還包含李璘包藏禍心，堅請他入幕，以致遭“附逆”之罪，這也是對自己入李璘幕的辨白。他在事后寫的另一首詩中回憶當時的情形是“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旗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下樓船”。“迫脅”恐怕是既有“迫” ——匆忙來不及思考；又有“脅” ——堅請入幕。這可作為此句的注腳。“火焚昆山”三句則是借《尚書》“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來比喻自己的本意是救赴國難，現(xiàn)在卻同那些叛逆者一起下獄。這里既有對當局玉石不分的憤慨，也有請崔渙加以甄別的希求。下面“仰希霖雨”八句則是對此憤慨和祈求的進一步抒發(fā)、表白。它希望崔渙象天上的甘霖，熄滅迫害自己的兇焰；希望自己能象李廣射虎那樣，至誠處金石為開；也希望象魯陽公揮戈使日回，使朝廷對己回心轉意。至于后面所引的鄒衍和夏臺之典，則有著更深一層的意思。據(jù)《淮南子》，戰(zhàn)國時義士鄒衍盡忠于燕惠王，惠王卻信譖而系之，鄒衍仰天而哭，感動上天五月而降霜。又據(jù)《史記》，夏桀曾把商湯囚禁于夏臺，很久才釋放。這幾句詩不僅說自己回天乏力，無法使天降繁霜，湯釋夏臺，因而祈求崔渙援引，更深一層的意思是把自己比作成湯、鄒衍，把朝廷比作燕惠王、夏桀，詩人對朝廷不辨忠奸、妄加刑律的不滿和憤懣已溢于言外。表明這位正直的詩人，即使在牢獄之中、希求援引之際，也不失其倔強、傲岸的品格。

第二段的十二句 (從“蒼鷹搏攫”至 “麟何來哉”)是回顧自己入永王幕至下潯陽獄這段經歷。這段情緒上很復雜，表達上亦很微妙。“蒼鷹搏攫”六句是寫自己下潯陽獄的感受。情感上可分三個層次：“蒼鷹”二句是寫自己被捕“蒼鷹”指漢都尉郅都，據(jù)《漢書》，郅都執(zhí)法嚴酷，“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則側目而視，號曰 ‘蒼鷹’。”“丹棘” 即牢獄的代稱，據(jù)孔穎達《周易正義》：囚牢周圍植以棘槐，因棘是赤心而有刺，以示嚴厲而公正之義。詩人在此借蒼鷹和丹棘之典，表面上是譽司法的嚴明，實則是婉曲地諷喻司法的不公。這與上段所說的 “火焚昆山”、“鄒衍慟哭”意思上并無改變，只不過一直露一曲諷而已。第二層是“豪圣”二句，亦是運用成典，借周公遭管蔡流言、王道凋枯再次暗喻自己的為人正直，遭人誣陷。“斯文未喪，東岳豈頹”二句在詩意上又進一層。據(jù)《禮記》載，孔子一天早上作歌、慨嘆哲人將萎，他的學生子貢以為是孔子將病的予兆，憂愁不已，七日而死。李白在此反用此意，表達自己在危難之中不失其志及其對前途的信念，這比起前面所寫的焦灼、怨憤更多了一些理想的色彩。“穆逃楚難”以下六句主要是對入永王幕的愧悔，采用的皆是借古諷今的手法。“穆逃楚難”用的是穆生見機而作、激流勇退的故事。據(jù)《漢書》，楚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禮賢下士，設醴酒以待。元王死后，其子戊王忘設醴酒，穆生由此知戊王失道，不顧白生、申公勸阻稱病辭歸。白生、申公后終因諫王獲罪。“鄒脫吳災”情況亦類此，鄒陽，漢初著名辭賦家，曾事吳王劉濞。文帝時，劉濞“陰有邪謀”準備叛亂，鄒陽曾上書加以勸阻，但不為所納，因此毅然去吳之梁，成為梁孝王的謀士。( 《漢書·鄒陽傳》)。“驥不驟進”典見宋玉《九辯》：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意思是說良馬總會有人賞識，不必自己急于求進。“麟何來哉”典見 《孔子家語》，大意是說有人在外采薪獲麟，并折斷其前足。孔子往觀后為之泣下說，騏麟是祥瑞的象征，現(xiàn)在出現(xiàn)于亂世又被害，這是很令人傷心的。這四個典故的引用表現(xiàn)了詩人此時異常復雜的感情： 有對當時未能見機而作、及早抽身的懊喪——“見機苦遲，二公所咍”；有對自己急于求進，結果反罹其禍的愧責；也有剖白心跡，希崔相體察予以寬宥的祈求。總的來說，第二段在情感上比第一段有一番變化，第一段是寫初入獄的憤慨，急切地訴說身遭誣陷的不平，坦率地表現(xiàn)對當局玉石不分的憤懣。第二段在感情上則更為深沉、更為含蓄也更為復雜。對當局玉石不分仍是不滿，但表面上卻贊譽司法的嚴明；仍在表白自己的愛國之志，但更多的則是責備自己急于求進、見機苦遲；仍有激憤和不平，但更多的卻是追悔和懊喪，這樣就為第三段的懇切陳情、祈求援引作好了鋪墊。

第三段從“星離一門”至結尾共十六句，在第二段追悔莫及的基礎上進一步寫出自己泣血吞聲的憂愁和舉家艱難的處境。祈求崔渙為己昭雪沉冤，脫己牢獄之苦。此段亦可分成兩個層次“星離一門”八句是寫自己的心情和合家的處境，李白下潯陽獄時，妻子宗氏趕到豫章來探望援救，伯禽等兩個孩子仍留在山東沂水，這就是詩中所說的“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也就是他在《萬憤詞投魏郎中” 中所細述的“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從李白在事件之前所寫的《自代內贈》、《寄東魯二稚子》等詩來看，他對妻子和兩個孩子懷有很深的感情，現(xiàn)在“星離一門，草擲二孩”，當然是他們不能忍受的了。“金瑟玉壺，盡為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杯”是寫自己此時的心情： 清歌美酒只會引逗起更深的愁緒，甚至杯中也不再是美酒，而是詩人的血和淚，正象他同時寫的《萬憤詞投魏郎中》所形象的那樣：“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獨出怨而沉迷。”必須指出的是，詩人所說的“百憂”、“萬憤”、“泣血”、“掩泣”，不能只理解成是對親人的惦念，對己冤獄的悲苦，還應當包括對國家前途的擔憂以及面對危亡國勢自己卻無可奈何的焦慮：“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zhàn)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獄中上崔相渙》)。正是有了后一層內涵，詩意才脫出了個人的天地，在更高的境界中得到升華。“臺星再朗”以下八句是對崔渙的贊譽和要其為己昭雪的祈求。“三臺”即天上三臺星，以喻人臣中 “三公”，三臺再朗是譽崔相之明察，能照見幽微、重振法網，赦己之罪、雪己之冤。“屈法申恩”是借用丘遲《與陳伯之書》 中的成句，要崔渙治法寬緩，申明恩惠；“棄瑕取材”是化用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 中的 “棄瑕取用”，要求崔渙不因己有污點、仍能起用自己。下面的“冶長非罪” 二句則以古為喻，進一步對比予以說明。據(jù)《史記·孔子世家》，齊人公冶長很有才干，被誣下獄，孔子明白其冤，不但不嫌棄他，反而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詩的最后兩句是以復盆、寒灰為喻，希求崔渙予以昭雪、使己獲得再生，點明此詩的題旨。總之，詩人在這最后的部分已不僅是為己辨誣、希求昭雪，而且還希望崔渙能“棄瑕取材”、起用自己。那末，詩人為什么希望自己被起用，起用后又去干什么呢？詩人在此未點破、但在出獄后寫的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詩贈之》和《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中說得很明白，就是要“請纓殺敵”、“掃卻妖氛”。由此可見，冤獄之中的李白并非象寒號鳥一樣，只唱著自己哀鳴的悲歌，他時刻沒有忘記祖國的前途、民族的命運，時刻沒有忘記自己肩上的責任。在自己受誣、沉冤莫辯之時，能有如此的情懷和責任感，就更顯得品格高尚、襟懷寬廣。

以上我們重點分析了此詩的背景和詩人流露出的種種復雜感情。其實，這首詩在語言和手法上也是很有特色的。全詩為整齊的四言，音調鏗鏘頓挫，很好地表現(xiàn)出詩人此時此地起伏不平的心潮和悲憤激越的情懷。在手法上則通篇皆為喻體，無論是形容當時艱危的形勢，還是表白自己此刻的心情，還是對崔渙的祈求陳情，都是采用比喻手法，或以自然現(xiàn)象為喻，或借古喻今，或征引古人詩句成語，這樣既把詩人憂結的情懷表現(xiàn)得很充分又委婉含蓄，不至于沖撞長者，同時又充分顯露出詩人的知識和才華。從上書長者要求昭雪援引這個寫作目的出發(fā)，這種手法是恰到好處、運用得很成功的。在此之后，由于崔渙、張鎬、宋若思等人的援救，李白終于獲得釋放，御史中丞宋若思還邀李白參加自己的幕府并極力向朝廷推薦。在這個變化中，李白寫給張鎬、宋若思的信，也包括這首給崔渙的陳情詩，應當說是起了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