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陳恭尹·讀秦紀》原文賞析

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歷史上的秦王朝，其興也徐，其亡也速，曾引起無數文人的嗟嘆。秦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實施暴政。有正義感的詩人，在統治者逆歷史潮流而動之際，往往以秦亡為題材，含蓄地借古諷今，以鞭撻、嘲諷當權者的暴虐行徑。陳恭尹的《讀秦紀》正是這樣一首借古諷今之作。

秦始皇吞并六國之后，制定了不少嚴刑苛法，特別是其焚書坑儒一舉，更為人們所痛斥。秦始皇于三十四年(前213)，接受李斯的建議，下令：“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此即所謂“焚書”。次年，又把四百六十多名儒生方士坑死，此即所謂“坑儒”。嚴刑苛法固然能容易地消弭人們口中的怨謗，但卻無法消除人們心中對秦政權的憎恨。詩的首句即單刀直入，以不可移易的口吻，得出秦施暴政的結果，是“謗聲易弭怨難除”的結論。至于秦始皇暴政的具體內容，暴政實施情況，人們是如何怨謗的等等，則留待知道歷史的讀者自己去補充。這樣，既做到了筆墨精練，又給人印象良深。這句詩所寫一“易”一“難”兩件事的兩相對照，鮮明地表現了以暴政來禁止怨謗，并不能從根本上達到消除怨謗這樣一個真理，從側面譴責了實施暴政的乖謬。

秦始皇實行殘酷統治，焚書坑儒的結果，不僅未能實現贏氏子孫千代萬世君臨天下的目的，反而激發了人們對秦王朝的強烈仇恨而迅速滅亡。次句以調侃之筆，指出秦法雖嚴，卻不可能完全制止人民的反抗，在許多時候許多地點，亦大有疏漏之處。這句詩極見詩人史家眼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秦法特嚴，似無疏漏。但獨具只眼的作者，卻一反眾人之口，認為“秦法雖嚴”，但“亦甚疏”，從而對歷史上的定案，翻出發人深省的新的見解，令人耳目一新，此即所謂“翻案見奇”。同時，這句詩通過揭示“嚴”與“疏”的矛盾，從根本上否定了苛法必能使人屈服，必能制止反抗的荒謬之見。

三、四句以留侯張良遇老父夜授《太公兵法》為例，以事實說明“秦法雖嚴亦甚疏”這一道理之千真萬確，過渡自然，脈絡清晰。據《史記·留侯世家》載，張良在未從劉邦之前，曾于下邳橋上遇一老父。老父恰于張良所立之處，把鞋子掉在橋下。張良到橋下取回鞋子，并恭恭敬敬地為老父穿上。老父以為“孺子可教矣”，因約張良五日后平明仍于橋上相會。張良一、二次赴約，均遲于老父，受到怒斥，直到第三次夜半前往，才先于老父至。老父因以《太公兵法》授良，后張良以《太公兵法》佐劉邦，終于使劉邦先是破秦，繼而打敗項羽而得天下。“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兩句即指此。這個例子說明，盡管秦法規定民間不得私藏兵書，否則將受到“棄市”的重懲，但下邳老父卻將《太公兵法》交給了張良，這不是證明了“秦法雖嚴亦甚疏”又是什么?這兩句詩以具體形象的事例，把秦法“亦甚疏”這個抽象的結論寫得景象畢現，具有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和說服力。另外，這兩句詩在刻畫人物形象方面也十分成功。詩中把“夜半”的靜景，同老父怒斥張良“呼”的動景兩相映襯，寫景極其鮮明，一個“呼”字，把老父怒張良后其赴約的神態寫得活靈活現，宛若圖畫，簡直是呼之欲出。

這首詩從題材上看屬于詠史一類。作者在立意上，是要揭示秦亡之因在于暴政，但詩忌直貴曲，詩人對此并不直接托出，而是通過議論和形象的刻畫，喚起讀者的聯想，讓讀者通過深思，自己去體味去發掘個中的意蘊。

但如果讀者對此詩的理解僅僅停留于此，那又辜負了詩人的苦心。陳恭尹寫作此詩時，清兵已基本上占領了全中國。清廷對漢族人民實行血腥鎮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便是最典型的慘案，清廷還下令漢人剃發，這無疑是對蓄發的漢人的莫大侮辱。清廷這種種令人發指之舉，在詩人看來，同秦暴政毫無二致。故詩人表面上是詠史，是在揭示秦亡之因，骨子里卻是要喚起人們對毫無人性鎮壓人民的清廷的反抗。詩人這層深意無法明說，只好付之曲筆，以詠史為幌子，讓讀者去心領，去神會。此即所謂弦外音，味外味，比起直接點明旨意，具有更佳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