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章炳麟·獄中贈鄒容》原文賞析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州。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搖搖欲墜的清王朝面對迅速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驚恐萬狀。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 (1903年6月)，上海《蘇報》發表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思想家章炳麟公開斥責皇上的文章，又發表了他為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寫的序。正如這篇序中說的《革命軍》是震撼社會的“雷霆之聲”，使清廷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從中央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洞，到省、道、府、縣乃至密探們，為了剿滅《蘇報》，封鎖革命輿論，鎮壓革命黨人，短短數日密電就達189封之多。因《蘇報》在租界里，清政府向上海租界會審公廨提出了對《蘇報》的公訴，同年閏五月初六(1903年6月14日) 逮捕了章炳麟。第二天清早，鄒容得到消息便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為救援革命同志，獨自步行到租界，自報名姓，也求與章太炎生死與共。章、鄒兩志士的被捕入獄即震驚中外的《蘇報》案，就是本詩創作的背景。

章炳麟、鄒容在獄中以英雄的氣概，跟帝國主義和清政府作斗爭，在迫害面前毫不畏懼，常寫詩唱和，抒發革命情懷。入獄剛剛三周，章炳麟即寫了這首詩贈給比自己小十六歲的親密戰友，年僅十九歲的鄒容。詩中充滿對自己生死與共的年輕革命家鄒容的贊嘆和關切，表現了對鎮壓革命的反動勢力的蔑視和激憤，相約攜手赴難，視死如歸，豪氣逼人，感人至深。

“鄒容吾小弟，被 (披)發下瀛州。” 只有十個字，就以一位慈愛親切的兄長口吻，勾勒出鄒容十七歲時為追求革命真理東渡日本的勃勃英姿。古時男子二十歲前頭發披于體后，滿二十歲行“冠禮”表示成年，這里所記 “被發” 即指未成年。“瀛州”，乃傳說中東海的仙山，此指日本。鄒容自幼極為聰慧，并富有反抗精神。十二歲時曾以退出考場拒考抗議考官出偏題怪題刁難童生，并對父親說： “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表現出向舊社會挑戰的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膽識氣魄。十三歲即學日語、英語，閱讀中外進步書刊。十四五歲就冒死懸掛慷慨就義的譚嗣同遺像，并題了“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幃冀后來者，繼起志勿灰”的悼詩，以革命的“后來者” 自勵。十六歲，鄒容為學習革新的本領，跋涉十日來到成都，參加官費留日考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但清四川總督奎俊竟以 “聰穎不端謹”為由，于臨出國前取消了他的資格。鄒容毫不動搖，一邊進修日語，一邊沖破社會、家庭重重阻力，于1901年冬出夔門，穿三峽，來上海廣方言館學日語，并抄寫蔣智由所著的一首詩，抒發在上海十里洋場所見所聞而產生的憂憤心情：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凄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1902年春，他到達東京，投身于以孫中山為核心的中國留學生革命的浪潮之中，成為其中最年輕與最激進的一員。是革命的形勢造就了他，是新與舊的沖突砥礪磨煉了他，使他如一柄寒光閃射的利劍，新發于硎，其快可知。

果然，在東京，鄒容積極行動起來了。本詩緊接頭兩句，用了前三拍、后二拍兩個五言詩句，造成一種新奇突兀的聲情：“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糇。”僅以“剪辮事件”和為革命奔走不顧飲食、聊以干牛肉充饑的細節，就概括出了鄒容為革命所作的努力。當時清朝派駐東京的“南洋學生監督”姚文甫多方迫害留學生，瘋狂地破壞革命，作惡累累，民憤極大。鄒容與另外四位留學生乘姚文甫與另一學監的小老婆私通時前往捉拿，把這禽獸痛打一頓，并聲稱要殺頭以懲。姚賊磕頭求饒，出盡洋相。鄒容喝道：“縱饒爾頭，不饒爾辮發。”拿出剪刀“嚓”地一聲將其辮子齊根剪掉，并懸于留學生會館正梁上示眾，于旁大書“禽獸姚文甫之辮”。這就是轟動中外的“剪辮事件”。姚賊串通清廷駐日公使蔡鈞，加害于鄒容。蔡鈞一看又是這個“凡遇學生開會，必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于倫比”的危險分子，便發布了“近日留學生宗旨變壞，應推鄒逆為首”的鎮壓令。鄒容不得已避于大阪，又帶頭揭露日本政府在大阪博覽會中表現出的對中國的領土野心。這次抗議勝利了，但鄒容仍然不得不被迫返國避難。一年多的留學生活雖然艱苦到“干牛肉作糇(hou，干糧)”，即幾條牛肉干、半塊涼餅子湊合一頓的程度，但鄒容所作的貢獻，已經十分引人注目了。

鄒容這樣聰穎、覺悟，為國家民族的新生全力以赴的有為青年，在一生中不知可以為革命作出多少成就。僅以他著筆于東京，1903年完成于上海的《革命軍》為例，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像重磅炸彈，投向了清廷封建專制統治，成為呼喚革命的“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文極犀利，語極沉痛”，讀了無不“拔劍起舞，發沖眉豎”。應將此書“普及于四萬萬人之腦海”(以上引文均見1903年6月9日《蘇報》)。它先后共印行110多萬冊，成為清末革命書刊銷售量最大的一種。可是，萬惡的封建勢力容不得他，而他對封建統治者的卑鄙狠毒也缺乏足夠的認識。他竟挺身走向了吃人的牢獄。章炳麟用“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來表達對鄒容凜然大義的欽佩和身陷囹圄的悲痛，不僅是人，就是天地鬼神也為之悲愴感動。其實，此時作者自己也同樣被關在鐵窗之中，備受折磨。但他關注的卻是自己年輕的同志鄒容。讀到這兩句時，人們不能不為這種高尚情誼所感動。

章、鄒二人被捕之后，清政府就多方買通，勾結帝國主義，想把他們引渡出租界，處以極刑，以絕后患。他們的生命時時刻刻都處于危險之中。所以在末二句，章炳麟以兄長和同志的親切口吻，告訴自己可敬可愛、果敢剛毅的小弟弟：“臨命須摻(chan，拉)手，乾坤只兩頭。”臨到死時我會與你手拉著手，迎接那最后一刻。沒有什么了不起，天地那么大，不就是砍了你我兩顆人頭嗎?真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曹植《白馬篇》)。何等鎮定自若，氣貫長虹。這與鄒容原先所寫《革命歌》中兩句詩“縱使不成頭被砍，也教人間稱好漢”一樣悲壯有力。至此，年輕的革命家，生時的“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語)、死后的革命軍中 “大將軍” (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時追贈)鄒容的不朽形象，已躍然紙上，而章炳麟先生與鄒容同生共死的革命情誼和為革命捐軀的豪情壯志，也得到了充分的表達。

全詩選取鄒容革命生涯中富有典型意義的事件，以親切贊賞的口氣，勾畫出鄒容留學東瀛、全力投入革命的形象，高度評價了他在《蘇報》案中敢于斗爭、不畏強權的英雄性格，表現了革命者笑傲死神、鄙視敵人的無畏精神。深味本詩結尾二句，總覺有一種充滿宇宙的正氣和必勝信念。歷史果然證實了這一點，此詩寫出八年之后，清王朝的大限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