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胡今虛》原文與賞析

今虛先生：

你給我的七月三日的信，我是八月一日收到的，我現在就是通信也不大便當。

你說我最近二三年來，沉靜而且隱藏，這是不確的，事實也許正相反。不過環(huán)境和先前不同，我連改名發(fā)表文章，也還受吧兒的告密，倘不是“不痛不癢，痛煞癢煞”的文章，我恐怕你也看不見的。《三閑集》之后，還有一本《二心集》，不知道見過沒有，這也許比較好一點。

《三閑集》里所說的罵，是事實，別處我不知道，上海確是的，這當然是一部分，然而連住在我寓里的學生，也因而憎惡我，說因為住在我寓里，他的朋友都看他不起了。我要回避，是決非太過的，我至今還相信并非太過。即使今年竟與曾今可同流，我也毫沒有懺悔我的所說的意思。

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親見他們遇害，親見他們受苦，如果沒有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現在所做的雖只是些無聊事，但人也只有人的本領，一部分人以為非必要者，一部分人卻以為必要的。而且兩手也只能做這些事，學術文章要參考書，小說也須能往各處走動，考察，但現在我所處的境遇，都不能。

我很感謝你對于我的希望，只要能力所及，我自然想做的。不過處境不同，彼此不能知道底細，所以你信中所說，我也很有些地方不能承認。這須身臨其境，才可明白，用筆是一時說不清楚的。但也沒有說清的必要，就此收場罷。

此復，并頌

進步。

迅 上八月一夜

【析】 在具體賞析本文之前，先得對本文的性質作一番考察——這大概不是多余吧。

不用說這是一封“書信”;但這里所說的“書信”與中國傳統(tǒng)文論、文選中的“書”(如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曹丕《與吳質書》等)不同，它不是一種著述，不是刻意為之、以發(fā)表為目的的散文作品，而是魯迅所說的“文人的非文學作品”①，與普通人的私人通信并無區(qū)別，只不過寫信人是名作家，后人多事，搜羅起來發(fā)表了，仿佛也成了有意“傳世”的“佳作”，這其實是一種誤會。但既然純是私人間的交往，這類“書信”也就有了自己的特點與特殊價值;于隨意、自然中顯出真： 真思想、真性情。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于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②。

本文即是一例。據有關材料介紹，收信人胡今虛當時年僅19歲，剛離開中學，在溫州和一些文學青年成立“動蕩文藝社”，并自編刊物。他寫信給魯迅，是出于一位文學青年的直感，認為魯迅的不少文章讀后“痛煞癢煞”，感到痛快;但也有些文章如《三閑集》等，就給人“不痛不癢”的感覺，仿佛魯迅近二三年來是“沉聲而且隱藏”了，感到有些焦急，希望魯迅能“重新振作”，多寫小說，像“五四”時期一樣，大聲吶喊，帶領青年沖鋒陷陣③——胡今虛的這封信顯然代表了當時一部分要求進步的青年對于魯迅的一種期待，同時也不免有些隔膜。對這類“誤解”，在公開發(fā)表的文章里是說不清的; 只有在私人通信中，才能“更其明晰”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這封信也就成為魯迅對自己三十年代的處境、心情的一個“簡潔的注釋”。魯迅在信中是如此誠摯、坦率地向這位閱世不深、不廣而熱情有余的青年解釋自己的困難處境：如何“連改名發(fā)表文章，也還受吧兒的告密”，如何受到同一營壘戰(zhàn)友的攻擊 (即“《三閑集》里所說的罵”)，實際上是失去了自由，連“各處走動，考察”“都不能”;寫些“不痛不癢，痛煞癢煞”的文章，對一些人采取“回避態(tài)度”，自有難言的苦衷，而又必須如此。同時表示自己戰(zhàn)斗意志并未衰退，說“沉靜而且隱藏”是不確的;又委婉地告戒這位年輕的朋友：“人也只有人的本領”，只能從自己的實際處境出發(fā)，作一些“能力所及”的事，不可超越客觀條件，一味陷于主觀的幻象之中。這字里行間表現了魯迅于內外夾擊中苦斗的艱難和他不屈不撓的戰(zhàn)斗精神，同時也透露出內心的沉重、郁悶。對于收信人所代表的年輕人，他既寄以希望，又為“處境不同，彼此不能知道底細”、且“說不清楚”而感到悲哀。末了一句“但也沒有說清的必要，就此收場罷”，于娓娓解說之后突然露出了魯迅式的冷峻，使我們想起了殷夫在與魯迅初次見面時所感到的“冷”和“威壓”④。魯迅早就說過，他時有“驅除旁人”之心，自己“也未嘗將心里的話照樣說盡”⑤，即使在私人通信里也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前所說書信中的“真”是有限度的;不懂得這一點，也會產生魯迅所說的“以假為真”的“幻滅的悲哀”⑥。——這樣的補充說明，大概仍不會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