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諺語》原文與賞析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閑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后，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后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 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制時，信奉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的行為就截然不同，變為“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 了。

二十年來，我們常常看見：武將原是練兵打仗的，且不問他這兵是用以安內或攘外，總之他的“門前雪”是治軍，然而他偏來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辦學的，無論他成績如何，總之他的“門前雪”是學務，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紹介國醫。小百姓隨軍充伕，童子軍沿門募款。頭兒胡行于上，蟻民亂碰于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各家的瓦上也一團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動了賢人們的心，我記得曾有許多人絮絮叨叨，主張禁止過，后來也確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后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營山縣長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為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時艱”有補，卻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學。《漢書》上有一句云，“口含天憲”，此之謂也。

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謠諺并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為了這緣故。古之秀才，自以為無所不曉，于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為真，也就漸漸的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為想“維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筆記罷，他們最以為奇的是什么館里的蠟人能夠和活人對面下棋。南海圣人康有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國，一直到得巴爾干，這才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弒君”之故來了，曰：因為宮墻太矮的緣故。

六月十三日。

【析】 關于這篇文章的內容，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魯迅年譜》中說：“以鮮明的階級觀點，分析諺語的階級性。” 確否? 還請從原文入手以解之。

文章開篇即提出一個觀點：“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并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為例，說“這乃是 ‘被壓迫者們的格言”，“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這似乎也是就諺語這一語言現象的內容具有階級性所作的論證。但接下來作者的筆卻跳了開去，從另一個角度來作文章了。魯迅舉孫皓、宋徽宗為例，來說明“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正是一切專制的統治者的“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特點，畫出了專制的統治者的一副生動的兩重人格的素描。“被壓制時”與 “一旦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們的行為就截然不同”，是魯迅對從古到今一切專制的統治者特點的高度的概括。然后，作者又舉出 “二十年來”的見聞： 武將不去治軍，“然而他偏來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偏去膜拜 ‘活佛’，紹介國醫”，“小百姓隨軍充伕，童子軍沿門募款”等等這類“頭兒胡行于上，蟻民亂碰于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子，各家的瓦上也一團糟”的社會現實狀況，以及先前“明文禁止”“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而“今年，卻又宣布‘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的自相矛盾的現象，遣責了當時對內戰亂不息，對外則妥協投降的“一團糟”的社會，以及“口含天憲”，橫行霸道的軍閥。最后歸結說：“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因此“謠諺并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為了這緣故”，并以“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的諺語以及清末出洋考察的秀才們的言行來證明，似乎又回應了全文。諺語“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思想”，從這里看，說魯迅是“以鮮明的階級觀點，分析諺語的階級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本文的中心似不在此。這篇文章不是語言學的論文，重點也不是研究諺語這一語言現象，而是以談“諺語”為名，行攻擊專制的統治者，和揭露到處“一團糟”的黑暗現狀之實。當然，我們對于文章揭露和攻擊的對象的理解，還需聯系三十年代內憂外患軍閥混戰，兵匪橫行，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來考察。文章并不直露，反倒是聲東擊西，指桑罵槐，隱瞞曲折，含義甚深。這是這時期魯迅雜文的一個共同特點。在《南腔北調·題記》中，魯迅就《南腔北調》集名說：“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這也就是《諺語》 一文中不少地方借古諷今，欲言又止的原因。

這篇文章雖然短小，但結構卻頗嚴謹，先正面落筆，提出自己的觀點，再由此說開去，舉出失勢的暴君即甘于作奴才的具有典型性的事例和得勢時 “行為截然不同的”各種例子來證明，結尾印證首段，形成一個完整而又層次分明的藝術整體。文中還采用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揭出那些“口含天憲”的軍閥政客們“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人瓦上霜”所產生的不可調合的矛盾。并嘲弄 “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的行為，“卻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學”，讀之，使人對這些軍閥的行徑不由發出嘲諷的笑聲。至于清末的“南海圣人”康有為“周游十一國”，“這才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 ‘弒君’ 之故”，是 “因為宮墻太矮”之事，也使人感到十分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