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詩歌《贈人二首①》原文與賞析

明眸越女罷晨裝②，

荇水荷風是舊鄉③。

唱盡新詞歡不見④，

旱云如火撲睛江⑤。

秦女端容理玉箏⑥，

梁塵踴躍夜風輕⑦。

須臾響急冰弦絕⑧，

但見奔星勁有聲⑨。

【注釋】

①據魯迅日記1933年7月21日記，這兩首詩是寫贈日本友人森本清八的。第二首，后又曾錄贈山本先生。

②越女： 本指西施，此處泛指越地鄉村的女子。王維 《洛陽女兒行》：“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溪頭自浣紗”。罷晨裝：即不梳裝打扮。張籍《酬朱慶余》詩：“越女新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這里反用詩意，寫“人不見”而“罷展裝。”

③荇水荷風：泛指江南水鄉秋景。舊鄉： 故鄉。

④“唱盡”句：劉禹錫《踏歌詞四首》之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鴰鳴。”歡：是女子對愛人的稱呼。《能改齋后錄》卷一：“江南以情人為歡。”

⑤“旱云”句： 概寫江南數省旱象之慘烈。據有關材料，1928年，華北西北大旱，災區達530余縣，1929年、1930年，華北水災、西北旱災，災及800余縣，1931年長江大水，1932年，11省發生大水災，6省遭大旱，1933年即魯迅作本詩當年，中國北部15省遭水災，而南部數省則又大旱。據國民黨《中央日報》載：“二十年 (1931年) 來水災之后，蓋藏已空，繼以赤旱，民不堪命;遍地皆荒，逃無生路，水藻撈盡，草根掘盡，現下之充饑者，以觀音土(即油潤之泥土)及稻糠二種……哀號慘痛，無異人間地獄; 合室自殺者時有所聞，餓莩田野者途中時見，鬻三兩歲子女以求數元者，——到處皆是，哭聲震野，極盡生離死別之慘。”

⑥“秦女”句：秦女：原指秦穆公之女弄玉，此處指北方女子。端容： 即正容。理： 彈奏。玉箏：一種樂器，玉是美稱。

⑦梁塵踴躍：音調震動屋梁上的塵土。《藝文類聚》卷43引《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文選》江淹擬古詩 《東城一何高》：“一唱萬夫嘆，再唱梁塵飛。”

⑧絕： 斷。

⑨奔星：《爾雅·釋天》：“流星大而疾曰奔。”《晉書·天文志》： 謂奔星墜地 “有聲如雷，忿怒之象也。”



【析】 1934年12月9日，魯迅在致《集外集》編者楊霽云的信中曾指出過：“ ‘秦女端容理玉箏’一首和‘越女……’那一首是一起的”。特別加以強調，可見二詩在題材內容上，是有內在聯系的。

第一首詩寫的是一個因為旱災而 背井離鄉的農村女子，靠賣唱糊口為生，四處流浪，尋找自己失散的親人，但最終也沒有找到。詩意雖明自，但寫法上卻有特點。那就是詩采用了懸念的手法，層層剝筍地寫出這位村姑所遭受的各種苦難。首句先點出她的身份 ，次句寫出她的處境，“荇水荷風是舊鄉”，“舊鄉”二字下得極妙，既寫出了她的故鄉所在，又寫出她背井離鄉，流離失所的現實處境。再一句 寫出她的目的是尋找親人，“唱盡新詞歡不見”，是說以唱新詞作為謀生糊口的手段，唱盡而 “歡不見”，可見流浪的時日已不短，又寫出了她尋找親人的愿望之執著。最后一句，補敘出背井離鄉，親人離散的原因：“旱云如火撲睛江”，是由于家鄉遭到了大旱之災，不得不如此。而同時，也含蓄地點出了尋找到親人希望的渺茫。在這樣的層層剝筍的敘寫中，我們看到了當時中國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難以及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刻的同情。讀這首詩，有心人會發問，這種慘痛境況形成的原因，難道僅僅是天災嗎?聯系當時國民黨統治者置人民的苦難于不顧，卻忙著去“剿共”，去屠殺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不由得不產生對統治者兇殘、腐敗的強烈憎恨。

如果說第一首主要通過對“越女”痛苦遭遇的描繪來表達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厚同情，那么第二首，卻側重在表現一種激烈的反抗情緒。詩中秦女的彈奏技巧極其高超，彈出的曲調極為動人，詩中“梁塵踴躍”是對她彈奏曲調技巧的贊美，說她的彈奏“發聲清哀，蓋動梁塵”，亦有指其曲調所蘊含的情緒如怨如訴之意，又不僅指其技巧。下一句，突然一個頓挫，曲調內容轉為激越高亢，“須臾響急冰弦絕”，這句是對秦女彈奏的寫實，曲調響急，表達的是彈奏人內心的憤懣的情感內容，以至于冰弦斷絕。“但見奔星勁有聲”，箏聲消失，只見天際流星飛墜，勁而有聲。周振甫解此兩句說：“古人用星象來比人事，以星的落下比喻重要人物的死亡，這里的弦斷星奔，可解暗指藍衣社的恐怖暗殺。在那樣恐怖中，盡力保障人權的楊銓被暗殺了，這正象流星的降落那樣勁而有聲，震動了當時的人心。” 楊銓(杏佛)是在當年6月18日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距此詩寫作僅一月零三天。周振甫這一說，是頗具啟發意義的。據《晉書·天文志》說，奔星墜地，“有聲如雷，忿怒之象也”，《后漢書·天文志》也說，彗星出現，“所以除穢布新也。”魯迅也許在詩中寄寓了對當時國民黨殘酷鎮壓革命人民的憤慨;天怒人怨，人神共憤，這樣的統治，還能維持多久!

關于這兩首詩的藝術風格，有人說是 “清新明快”②之作，不同于魯迅其他的舊體詩的“沉郁”的風格。此說有一定的道理。但實際上兩詩均極深沉剛勁，在極為有限的篇幅里，反映出深刻、廣闊的社會內容，而思想情緒的表達又寄寓于詩的形象之中，大得唐人旨趣。這兩首詩在內容和情緒表達上各有側重。前者情緒較為內斂，而能啟人深思，后者情調則較高昂，給人們希望和力量。兩詩合起來，恰成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明白這一點更使人感到魯迅向楊霽云強調兩首詩 “是一起的” 的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