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談皇帝》原文與賞析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兇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么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個老仆婦，告訴過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對付皇帝的方法。她說——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龍位上，一不高興，就要殺人;不容易對付的。所以吃的東西也不能隨便給他吃，倘是不容易辦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時辦不到; ——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辦不到，他就生氣，殺人了。現在是一年到頭給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為難。但是倘說是波菜，他又要生氣的，因為這是便宜貨，所以大家對他就不稱為波菜，另外起一個名字，叫作 ‘紅嘴綠鸚哥’。”

在我的故鄉，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紅，正如鸚哥的嘴一樣。

這樣的連愚婦人看來，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為要有的，而且應該聽憑他作威作福。至于用處，仿佛在靠他來鎮壓比自己更強梁的別人，所以隨便殺人，正是非備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須侍奉呢?可又覺得有些危險了，因此只好又將他練成傻子，終年耐心地專吃著“紅嘴綠鸚哥”。

其實利用了他的名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和我那老仆婦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過一則又要他弱，一則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來行道也就是這玩意，因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 因為要便于操縱，所以又要他頗老實，聽話。

皇帝一自覺自己的無上威權，這就難辦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鬧起來，還說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請他吃“紅嘴綠鸚哥”了，這就是所謂“天”。據說天子的行事，是都應該體帖天意，不能胡鬧的;而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們知道著。

這樣，就決定了： 要做皇帝就非請教他們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鬧起來了。你對他說“天”么，他卻道，“我生不有命在天?!”豈但不仰體上天之意而已，還逆天，背天，“射天”，簡直將國家鬧完，使靠天吃飯的圣賢君子們，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們只好去著書立說，將他罵一通，豫計百年之后，即身歿之后，大行于時，自以為這就了不得，

但那些書上，至多就止記著“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析】 通常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皇帝總是至高無上的。君權的神圣地位容不得任何人懷疑。皇帝為了維護其神圣地位，又總是采用一整套的“愚民政策”，使萬民順從他個人的意志。但是，在實際的現實社會當中，皇帝是否就能夠絕對的隨心所欲呢?翻開史書那厚厚的記載，不難發現，皇帝有“愚民政策”，百姓也有“愚君政策”。皇帝也并非能夠絕對的隨心所欲。有時皇帝也常常被大臣、儒士及百姓們所愚弄而成為 “玩意兒”。因此，就思想本質而言，“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么大差別”。這種特定的社會現象，正是魯迅在《談皇帝》 一文中所著意論述出來的。

《談皇帝》一文不在于去描繪皇帝如何如何去采用“愚民政策”的方式、過程，而主要是通過這一特定的社會現象，來談論這種“愚民政策”實際作用的正負兩面效應，即皇帝要維護其君權的神圣地位，便采用“愚民政策”，但卻又產生了 “愚君政策”的對立面; 同時“愚君政策”本來是用于對付皇帝的“愚民政策”，但卻又成為百姓的一種精神寄托和儒士們的權術。于是，一幅相互交錯、錯綜復雜的社會心理圖象，就被魯迅微妙微肖地刻劃出來了。在這幅圖象當中，人們可以看到皇帝是如何的昏庸，并由此聯想到整個社會又是如何的暗無天日;與此同時，人們也可以看到百姓是如何的機智與愚昧，儒士是如何的狡詐與無奈。在文章當中，魯迅通過一些具體的實例，充分地論述了這一現象的復雜性。像在列舉老仆婦講述的故事之后，魯迅寫道：“這樣的連愚婦人看來，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為要有的，而且應該聽憑他作威作福。至于用處，仿佛在靠他來鎮壓比自己更強梁的別人”。在這里，愚婦人的心理狀態就完整地顯現出來了： 既不相信所謂的天子，又要倚靠他來鎮壓異己。由此，多么復雜的心態，就是這樣延續著，一直纏繞著中國人的魂靈。如果說老仆婦的這種心態主要反映下層平民百姓的心態，呈現出機智與愚昧的混合特征，那么，儒士們要皇帝“一則又要他弱，一則又要他愚。……因為要 ‘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 因為要便于操縱，所以又要他頗老實，聽話”的心態，則主要表現了上層貴族的心態，呈現出狡詐與無奈的混合特征。因此，魯迅通過這種心理的剖析與刻劃，一方面展現出皇帝“愚民政策”實際效用的無能，另一方面也展現出所謂 “愚君政策” 實際效用的圓滑。

在雜文的寫作當中，運用心理剖析和刻劃的藝術手段來充分地展現國人社會文化心理結構，這也是魯迅改造國民性宏大規劃的一個組成部分。魯迅曾明確表示過，希望“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①所以，《談皇帝》一文，借談論皇帝所謂君權神圣不可侵犯的空虛本質，也就通過藝術的形式，對于整個中國的社會、文明，作了猛烈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