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知難行難》原文與賞析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 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于 《紅樓夢》上的所謂 “病篤亂投醫” 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

見過以后，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并不談什么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后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于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聞：

“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

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么呢? 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 “垂詢”些什么。

為什么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并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沈陽事件》。)

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于“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



【析】魯迅這篇雜文，最初發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1期，署名佩韋。后收入《二心集》。

文章大致可分四段。

第一段，高屋建瓴，總攬全局。也可以說對我國歷代最高統治者的統治心理的一種深刻的剖析和特具會心的概括。試看：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于 《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 了。

第二段，說明這老例到了 “末代皇帝”溥儀那里，依然如故，于是，胡適博士被召。

這事，在胡適自己所寫的《宣統與胡適》(《努力周報》第12期，1922年7月23日)一文中說： “陽歷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五月三十日(陰歷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 ‘先生’，我稱他 ‘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這便正如魯迅所說：“那時似乎并不談什么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后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于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雖然這召見該屬于老例的后者，終于比“病篤亂投醫”還要落魄些。當然，后來溥儀在日本軍國主義卵翼下，又鬧了一陣。

第三段，寫當時所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逃不脫這歷史的老例，胡適博士被征召，這回是“對大局有所垂詢”。然而當時蔣介石正面臨著國外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國內的人民革命怒潮，日子也不好過。這回胡適“稱他主席”。一貫標榜提倡自由民主人權的胡適，在溥儀面前，竟懾于清室威儀，忘了自己是民國的一份子，居然俯首稱臣。而這回卻有先例在，不再是懾于空架子的威儀，而是實在的“民國”的刑法，“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因此，胡適便自然不得不“我稱他主席”。魯迅的雜文，往往信手拈來，便帶著一針見血的譏諷。

第四段，歸結到本文的題旨，全力抨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先承上文，從“垂詢”些什么談起。新聞報導說是垂詢大局，既然是大局，魯迅又諷之曰： 則并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爭論的麻煩。接著便引“新月派”羅隆基博士的話，以代表各種政見的人組成政府，一旦組成，又要求犧牲各人的政見。說來說去，還是一黨專政。所以，魯迅說：“這種 ‘政府’ 實在是神妙極了。”畫龍點睛，盡在本文最后一句： “但，‘知難行易’ 竟 ‘垂詢’ 于 ‘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這里用了 “替代”的修辭法，“知難行易”原為孫中山提倡的學說，泛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是胡適一篇文章的標題和主張，其中要旨是要蔣介石“充分請教專家”，實行“專家政府”，此處暗示胡適與蔣介石的默契，意欲參加蔣的政府。然而政府又是不允許發表個人政見的。胡適的自由民主，難免是單相思。在蔣介石一面，垂詢大局云云，雖有裝璜門面的成份，也不能不說類似 “病篤亂投醫”之類。

魯迅曾說過：“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涂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并且都鬧糟了。”(《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魯迅引歷史上的先例為證，引發出目前發生的種種，其可笑與可悲，使人洞若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