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三月的租界》原文與賞析
今年一月,田軍發表了一篇小品,題目是《大連丸上》,記著一年多以前,他們夫婦倆怎樣幸而走出了對于他們是荊天棘地的大連——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才又從凍結里蠕活過來。
“ ‘啊! 祖國!’
“我們夢一般這樣叫了!”
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系。那么,且慢“從凍結里蠕活過來”罷。三月里,就“有人” 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
“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誰說的呢?就是“有人”。為什么呢?因為這部《八月的鄉村》“里面有些還不真實”。然而我的傳話是“真實”的。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壇》 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為證——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里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后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于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后,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么沒有人指出呢?”
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須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里,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么,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卻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為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于來做低能兒的幸福的時期。
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來做小說了,卻“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聽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不來指出 “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豐富了自己以后”,再來做“正確的批評”。但我以為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制造或將要制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上У氖沁@么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么“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
況且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卻知道夠不夠真實。而且要作家進步,也無須靠“正確”的批評,因為在沒有人指出《八月的鄉村》的技巧上,內容上的“許多問題”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經斷定了: “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或豫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
到這里,就是坦克車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
到這里,我又應該補敘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題目,是: 《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
題目很有勁。作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但卻實行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發表時,這才解除它的任務,而《八月的鄉村》也許再有些生機。因為這種模模胡胡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于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但我以為同時可也萬萬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并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 “正確” 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 “他們”獻媚或替 “他們”繳械。
四月十六日。
【析】 本文是針對狄克 (張春橋) 等人對蕭軍《八月的鄉村》和對魯迅的攻擊而作的反擊。蕭軍(即田軍)是1934年與女友蕭紅從東北流落到上海的文學青年。在上海,蕭軍與蕭紅得到了魯迅的關懷與支持。他們二人各自創作的小說《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經魯迅校改、作序出版,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八月的鄉村》描寫的是東北人民不甘當亡國奴起而反抗的斗爭故事。魯迅在 “序” 中贊揚說,“這 《八月的鄉村》”,是“我”“見過幾種說述關于東三省被占的情況的小說”中“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梁,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部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這是十分切合作品實際的。
但是,《八月的鄉村》卻引來了狄克的不滿與攻擊當時身為“左聯”成員之一的狄克,竟然發表“題目很有勁”且大得嚇人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指責作品“里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后的情況就不夠真實。”秋克還拾“有人”的牙慧,責備“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無理要求田軍在日寇鐵蹄下“長時間的學習”。他還若隱若顯地針對魯迅的“序”指責說:“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么沒有人指出呢?”這種苛嚴得不近情理甚或是別有用心的批評,引起了魯迅的憤怒。
當然,魯迅的憤怒絕不僅僅出自自己對于《八月的鄉村》的偏愛,更重要的,是出于對狄克文章產生的客觀的不良效果。因而魯迅尖銳、深刻地指出,《三月的租界》的實際作用“就是坦克車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其實是在向 ‘他們’ 獻媚或替‘他們’ 繳械?!?br>
在批駁“有人”和狄克對于《八月的鄉村》的無理指責時,魯迅采用了多種手法。在列出其論點時,即采用歸謬法,把“有人”和狄克的觀點加以引申擴展,使其荒謬之點更為明白地表現了出來。魯迅姑且也承認其觀點的“正確性”,“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 ‘有人’ 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須(按:即基希)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 (希特勒)的集中營里,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闭_是“正確”,但卻既悖于事理,又遠離實際。這當然就把“有人”和狄克之流的荒謬充分地展示了出來。接著,魯迅又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來揭“有人”與狄克的自相矛盾處,既然指責蕭軍未能“豐富了自己以后”再來寫小說,“責別人不來指出‘許多問題’”,而他們自己在遠離東北的“三月的租界” 里,“也等不及 ‘豐富了自己以后’,再來做‘正確的批評’”。然后一針見血地嘲弄說:“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在這一部分里面,魯迅針鋒相對地嚴正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與態度,對于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我以為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制造或將要制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由此,就更顯示出“有人”和狄克對作品攻擊的無理與迂闊。然后,魯迅又進一步揭出狄克“立論”的不穩當,他寫道,“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 ‘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卻知道夠不夠真實。”在東北實地生活和感受到東北人民的苦難掙扎的蕭軍的作品不真實,倒是在租界里過著舒適生活的狄克,知道作品反映的真實不真實,這豈不是天方夜談,自欺欺人么!正話反說,把狄克裝腔作勢,不懂裝懂,自以為是的惡劣的批評作風揭露得淋漓盡致。
魯迅還從這種批評所產生的不良的社會效果入手,指出這種批評的極大的危害是“實行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 ‘自我批判’的任務的”,“這種模模胡胡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于對手”,因為“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br>
行文至此,“有人”和狄克的惡劣與有害已充分地揭露出來了。但魯迅并不到此為止,他還指出了正確的批評方法應該是怎樣的問題。那也就是“萬萬忘記不得‘我們’ 之外的 ‘他們’,也不可專對 ‘我們’ 之中的‘他們’”。這里,前者是個立場問題,后句是方式問題。從批評的方法上說,“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并指出?!濒斞笍娬{,因為“如果在還有 ‘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 ‘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 ‘他們’ 獻媚或替 ‘他們’ 繳械”。把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充分地表現出魯迅對于正確批評的重視,因而更具有警醒的作用,這對于“有人”和狄克,無異于是當頭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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