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衣
豈曰無衣(1)?與子同袍(2)。王于興師(3),脩我戈矛(4)。與子同仇(5)。豈曰無衣?與子同澤(6)。王于興師,脩我矛戟(7)。與子偕作(8)。豈曰無衣?與子同裳(9)。王于興師,脩我甲兵(10)。與子偕行(11)。
【譯詩】誰說我們沒有衣著?我和你共穿一件戰袍。國王命令發兵挺進,于是我們舉起了長矛。我們都是為了一個目標。誰說我們沒有衣服?我和你共穿一件戰衣。國王命令發兵挺進,于是我們揮起了長戟。我們肩并肩兒去殺敵。誰說我們沒有衣履?我和你共穿一件衣裳。國王命令發兵挺進,于是我們舞起了長槍。我們同仇敵愾奔向疆場。
【解析】《詩序》說:“《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細審詩文,似此言不確。士兵生活雖艱苦,然詩中情緒飽滿,斗志彌堅,同仇敵愾,看不出“刺用兵”的反戰思想,尚應以詩為準。舊注多以為此次出兵是應申包胥乞師秦廷,哭七日七夜,秦乃發兵救楚之事。《左傳》并說“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然何以與《詩序》抵觸?細審詩文,似亦并非秦哀公語氣。亦可存疑。
秦人尚武。此詩則為軍歌。朱熹以為“己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所言不謬。然朱熹又說:“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詩中風格絕非“忠且厚”之風,儼然有咄咄逼逼人之好戰氣勢,如鐘惺云:“有吞六國氣象。”恐已非“文王之化”。秦人之好戰精神,誠如朱熹所說:“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正是商鞅變法之社會基礎,亦是并吞天下的精神基礎。朱熹《詩集傳》又說:“嗚呼!后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這話確是語重心長而且是有機而發的。國家之強盛在于耕戰,則應有尚武精神,結合南宋之形勢,則朱夫子此言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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