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翼

也似蘇卿入塞秋，黃沙漠漠帶氈裘。

諸君莫論紅顏污，他是男兒此女流。

琵琶馬上忍重彈?家國俱摧兩淚潸。

經過明妃青冢路，轉憐生入玉門關。

趙翼為張吟薌(官內閣中書)所譜寫的戲曲《蔡文姬歸漢傳奇》題詩八首，此錄第二、三兩首。這部傳奇未見傳本，顧名思義，內容不離蔡文姬的身世，重點又當在“歸漢”上，所以這一組詩，也是扣住這些來寫的。蔡文姬即蔡琰，約生于漢靈帝熹平年間(172—178)，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是著名學者蔡邕的女兒，也是東漢著名的女詩人。戰亂中被虜入南匈奴。在匈奴十二年，生二子。后曹操念蔡邕無后，用金璧把她贖回，文姬得以歸漢。

上一首用“蘇卿入塞秋”作比，是講節操問題，也是涉及對蔡文姬評價最敏感的問題。在封建禮教森嚴的宋以后的時代，“一馬不配二鞍，一女不嫁二夫”，這幾乎是至理。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從這樣的觀念出發，嫁了三次的蔡文姬，當然成為社會封建輿論攻擊的對象。詩一開頭把“蘇卿”擺出來，說明作者毫不回避這一問題。因為“蘇卿”這一形象就是以節操為標記的。漢武帝時，蘇武被派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持漢節牧羊十九年，不屈，最后歸漢。“蘇卿”是對蘇武的尊稱。在“入塞”，長期不回，最后放歸，這些經歷上，文姬與蘇武是相似的，故說“也似”。“黃沙漠漠帶氈裘”，是說兩人都過著塞外沙漠游牧民族的生活。“氈裘”，指用獸毛制成的衣服。但作者只說“也似”，意即并非一樣，只是有點相似而已，從而進一步發出議論。人們褒嘉蘇武的節操，是指政治性的民族氣節;人們非議蔡文姬的節操，是指女子再嫁的失節。本是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而封建禮教的維護者們將女子的貞操提到與民族氣節一樣的高度，都作為節操而論，從而攻擊文姬，幾乎成了蘇武的對立面。面對這一情況，第三句詩人提出“諸君莫論紅顏污”!“紅顏污”就是指文姬再嫁左賢王的“失節”行為。“諸君莫論”，是作者以力排眾議的態度，為文姬辯護，認為大家不應該說文姬的節操被污。蘇武與文姬的情況不一樣，蘇武在匈奴，是作為漢朝的使節，被放逐到北海牧羊，因為他是男子，才有這樣的經歷;文姬在匈奴，是作為一個被虜的平民女子，為左賢王占有，就因為她是女性，才會有這樣的經歷。兩人的身份、處境都不同：“他是男兒此女流”。因此不能對文姬入匈奴改嫁進行非議。詩人雖然末能從更高的角度來抨擊封建衛道士對文姬的攻擊，只能從兩人不同性別，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不同遭遇來解釋這一問題，理由雖然還欠充分和有力，但公然否定“紅顏污”的對文姬的攻擊，其態度是十分明確的，也是難能可貴的。把封建禮教下女子的貞操問題放在并不重要的地位，有大膽地反封建禮教的作用。詩是為《蔡文姬歸漢傳奇》而題，首先涉及對蔡文姬的評價，評價的焦點是節操，詩人認為文姬的節操不容非議，應持理解與諒解的態度。

后一首詩是將文姬與王昭君比。懷抱琵琶出塞，是王昭君的形象特征。昭君名嬙，本是漢元帝時一宮女。匈奴呼韓耶單于請求與漢和親，昭君出塞和番，在匈奴生二子，兩次被封閼氏(王后)。邊塞安寧，傳為佳話。“琵琶馬上忍重彈”，實際上是講文姬不忍重彈昭君出塞之曲。因為兩人都是出塞的女子，思之更傷情。且昭君和番雖亦有悲遠嫁之苦，但畢竟還是匈奴向漢求親，她既是自愿請行，又是奉皇命和番。文姬卻是“家國俱摧”時被劫虜而去，處境更凄苦，因而“兩淚潸”，淚痕滿面，十分悲痛不忍心再彈出塞之曲的。出塞與遠嫁之苦，兩人相似，但出塞時心情與處境，文姬遠比昭君凄苦。第三、四句寫文姬被贖回漢，歸來的途中，“經過明妃青冢路”。“明妃”，就是王昭君，“青冢”，是王昭君的墓，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文姬經過昭君墓時，又慶幸自己能夠回歸故土。“生入玉門關”，是指活著時，能回到中原，回到家鄉。這本是東漢班超的話。班超畢生在邊塞建功立勛，垂老之年，上書朝廷，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門關”之言，流露出長期流落在外，暮年急切地渴望回到中原故土的心情。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西北，為古代的邊關。蔡文姬最后畢竟回到了中原故土，比之王昭君的葬身異域，又總算是僥幸的，是可以轉悲為喜的。作品在這里點出了吟薌《傳奇》“歸漢”的主題，其中也包含詩人看了這部傳奇的感受。

綜上所述，與蘇武比，雖同是“入塞”，但在節操上性質不同，不能類比，不能以此指責文姬;與昭君比，雖同是“出塞”，但文姬的境遇更凄苦，不過最后文姬能生還故土，還是可以慰藉的。從第一首詩中看到詩人為文姬辯護;從第二首詩中，看到詩人同情文姬的思想，是基于進步的人文主義立場，即對文姬的身世同情，從作為一個人，一個女人的人生角度來看問題，是對人生的慨嘆。在這兩首詩里，可看到趙翼善于思考、善于提出新見解的特點。詩中議論風發，歷史人物在類比中一再出現，詩歌形象顯得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