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送張叔夏西游序

戴表元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¹⁾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²⁾ 之衣，乘纖離⁽³⁾ 之馬。于是，風神散朗⁽⁴⁾，自以為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翅⁽⁵⁾也。垂及強仕⁽⁶⁾，喪其行資⁽⁷⁾，則既牢落偃蹇⁽⁸⁾。嘗以藝北游，不遇⁽⁹⁾，失意，亟亟⁽¹⁰⁾。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游山陰、四明、天臺⁽¹¹⁾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于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 “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 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¹²⁾之。吾豈樂為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阻然⁽¹³⁾。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為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¹⁴⁾，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企⁽¹⁵⁾，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¹⁶⁾，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¹⁷⁾之徒，往往出入，館谷其門⁽¹⁸⁾。千金之裝，列駟⁽¹⁹⁾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為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于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 士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而窮甚于此者乎?六月初吉⁽²⁰⁾，輕行過門⁽²¹⁾云：“將改游吳公子季札、春申君⁽²²⁾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²³⁾其辭以為別。

〔注釋〕(1)錢塘： 今杭州市。(2)阿： 細繒。錫： 細布。(3)纖離： 古代北方國名，產良馬。(4)風神： 風采神志。散朗： 瀟灑明快。(5)承平： 太平盛世。故家： 舊家族。不翅： 不亞于。(6)垂及： 將要到。強仕： 指四十歲。(7)行資： 路費。(8)牢落： 無所寄托。偃蹇： 困頓失意。(9)不遇： 沒有遇到被提拔的機會。(10)亟亟：趕快。(11)山陰：在會稽山之北。四明：今浙江省寧波市。天臺： 今浙江省天臺縣。(12)違： 離開。(13)阻然： 沮喪的樣子。(14)噫嗚： 嘆傷的樣子。宛抑：郁結。(15)褻： 褻瀆，輕慢。企： 企及。(16)鐘鳴鼎食： 指貴族生活。(17)姜夔： 南宋詞人。孫季蕃： 孫惟信，詞人。(18)館： 住宿。谷：飲食。(19)列駟： 車馬眾多。(20)初吉： 指初一。(21)輕行： 輕裝而行。過門： 到家門來拜訪。(22)季札： 春秋時吳國公子。春申：戰國時楚國貴族。(23)次第： 次序。

〔鑒賞〕戴表元性好山水，文好樂府，“每杖策東游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勞甚，意倦輒止，忘懷委分” ：他備賞樂府“陳禮義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 (《戴剡源先生自序》) ，詩人于時事“有所憤切，有所好悅，有所感嘆，有所諷刺，一系之于此”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九)。所以，戴表元的文章雖以唐宋大家為矩式，“矯訛翻淺，宗旨道原” ，但在表達懷念故國和民生凋敝的感慨時，重性情，講隱晦，筆法委婉。讀其文章，給人以一種“清而不露，如青巒出云，姿態橫逸，而連篇不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 (宋濂《戴剡源先生文集序》)的韻味。戴表元雖也受時代的限制和元初統治者的文威，不能在文章中直抒胸臆，但能秉山水性情系樂府精神于文章之中，因此他的文章隱而不晦，將意念藏于性情之中，形成自己的“清深雅潔”的風格。《送張叔夏西游序》很能代表戴表元的文章風格。古人有“贈人以言”的風尚，在唐代此風興盛，凡友輩有不平常的出游、出仕或關系人生命運的舉止時，知交者常以“贈序”勸勉、贊賞、忠誡其人其行，也不乏生發人生道理和治學之道的好文章。《送張叔夏西游序》不是一般的贈序，全文沒有褒獎之類的語言，有的是“莫衷一是”的深沉的感慨和郁結日久的憤切，在娓娓描述之中深藏著作者的故國之思和對時政的不滿。《送張叔夏西游序》在藝術構思上把表達的重點體現在作者對某種事物的感情反應上，以情動人，從而啟迪人們對某種事物所包含的意念進行反饋深思。所以，短短的一篇文章，也能叫人撫卷嘆息，引起某種共鳴。作者在文章中寫了與友人張叔夏(炎)的三次相見： “初相逢錢塘西湖上” ，那時的張叔夏是個風度翩翩的貴家之子; 第二次，至少是在張叔夏“家錢塘十年”之后，作者“周流授徒”剛好與家道衰落、“失意” “不遇”的張叔夏相遇，令人感慨萬分; 不久，在六月初吉(初一)張叔夏“輕行過門” ，“將改游吳公子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 ，作者贈序以別。作者首先把全文構造成一種敘述性的結構，這樣就可以對張叔夏其人其事進行形象的描述，而避免由此觸發直接的議論闡述。因為張叔夏的顛沛身世正是由宋入元一代知識分子的形象縮影，戴表元不愿也不敢明目張膽表示自己的思想觀點，在形象的描述中流露的不過是“莫衷一是”的感慨和無可奈何的心情。作者描述的手法簡約有度，曲折有序，滲透著情感，筆觸很動人。作者描述十年前的張叔夏“飄阿錫之衣，乘纖離之馬”，突出他的富貴和“風神散朗”的風度神采，甚至比“故家” (世家大族) “貴游” (無官職的貴族子弟)少年還要過分。待到張叔夏“強仕”之年，也就是四十歲的時候，家道破落，碌碌無為，作者只用了“牢落偃蹇”四個字就極其概括地用同情的筆觸描述了張叔夏的孤寂和窘困。“強仕”之年的張叔夏精力充沛、氣力強盛，是不甘寂寞的，于是就有北游、東游之舉，作者非常簡略地把張叔夏十年間的奔波輕輕帶過，僅點明其辛苦遭逢的結果是“不遇”與“少遇” ，然后用較多的筆墨來刻畫其失意后的情態，具體而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和苦悶心情。作者用“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發問，這是明知故問，在語勢上提頓一下，也是前文所說的讓“青巒出云，姿態橫逸”，委婉曲折地使一個失意文人的“聲音笑貌”顯現出來。張叔夏以不得已的心情訴述了自己出游的苦衷，“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即使偶爾有相知相遇者，也沒有能力為他安排一個安寧的棲居之處。聽來令人傷感，這難道僅僅是張叔夏的個人際遇嗎?作者也不必來道破個中原因。張叔夏惋傷的表現不是嘆息、沮喪，卻是“飲酣氣張” ，歌唱起自己所作的樂府詞來，音調“噫嗚宛抑” ，聲情“流麗清暢” ，在醉歌之中如此情趣高潔、氣度不凡，教人不可輕慢，使聽之者也“忘去窮達得喪所在”。張叔夏在“途窮境變”之后的心理變態，正被作者用白描的形象渲染出來，感情的基調雖是傷感的，但不低沉，文章的動人力量也主要體現在這里。最后，張叔夏在歷經坎坷之后又要西游，作者莫置可否地只能答以“唯，唯”。作者、張叔夏和讀者的感受，同樣是惘然的。文章給人這樣的感覺，是作者在元初特定環境下的藝術構思的結果。前人說戴表元寫文章，“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元史》本傳)，是指他善于在文章中藏匿思想的技巧。所以，他把文章構造成敘事結構，在對張叔夏其人其事的“摹畫”之中，能把自己的思想藏匿得不露痕跡。戴表元這種寫法從美學意義上來說，是形象包含思想。張叔夏這個形象是生活本身給予的，但在文章中通過作者的觀察、思維，然后用文學語言表現出來，其中就一定包含著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作者偏重于表現思想，文章就得以論辯喻人; 如果偏重于表現感情，文章必須以情動人，從而把作者對事物的看法藏于情感之中，讓讀者自己去體味。即使是一時的“惘然” ，藝術的直覺也會幫助讀者認識包含在形象之中的思想。這是藝術的認識規律。戴表元寫文章雖然講隱晦，但其文章的總的風格是清新、深邃、典雅、高潔的，因此，《送張叔夏西游序》讀來曉暢，毫無晦澀艱深的矯揉文辭，從思想的表達來說，是隱而不晦的，我們只要推敲一番，還是能洞悉其對事物的看法和思想傾向性。人到“強仕”之年，既而“牢落偃蹇”，這本身是知識分子的悲劇，不僅張叔夏懷才不遇，即令山陰、四明、天臺等文人之鄉，也少有遇者，可見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所以，作者借張叔夏之口寫出了“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的話來，所謂“賢者”、“知者”，即是與張叔夏有同樣命運的知識分子。作者自己在宋元兩代都沒有出仕的愿望，但他對知識分子的沒落處境較張叔夏看得透徹，也更痛切。文章中寫到張叔夏高歌樂府，可以“令人忘去窮達”，反思起來，舊知識分子本身就有個“窮” (不得志)與“達” (得志)的不同命運，只是因各人境界不同而有不同的態度。戴表元也曾因“兵變走避鄰郡”，其“家素貧，毀劫之余，衣食益絕” ，只能“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戴剡源先生自序》)，元執政者雖欲起用，他也不愿求“達”。因此對于張叔夏“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 ，雖有同情之心，也不可能有贊嘆之語。作者對張叔夏遭遇所引起的感嘆，只是因聯想到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才抒發出“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以下的一段議論。象叔夏先世那樣的“鐘鳴鼎食”之家，就連姜堯章、孫花翁也曾“館谷其門”，一旦“途窮境變”也要“望于他人” ，那么，“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戴表元不禁喟然長嘆，“士固復有家世材(才)華如叔夏，而窮甚于此者乎? ”作者在憤切不平的感情的激動中，對元初統治者的愚昧的文化統治發出嚴厲的譴責。“情動于中而發于言” ，作者寫作此文的真正的意念也就非常妥切、熨帖地藏匿在情感的表現之中。這是一種看來平常、實際高妙絕倫的藝術構思。構思是在作家的思維過程中形成的。構思的形成受到時代條件的限制和作家藝術觀的支配。作家的藝術觀對他的寫作構思有時會起著直接的支配作用。戴表元寫作古文與當時一般“公卿大夫” “濯然自異” (宋濂《戴剡源先生文集序》)。他在《許長卿詩序》中說： “酸咸甘苦之于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溫涼平烈之于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制之，能使之無性。風云月露，蟲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托于諸物，各不勝其為跡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跡。是三者所為，其事不同，而同于為文之妙。何者? 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跡之跡詩始神也。” (剡上叢書本《剡源集》卷九)因此，戴表元寫文章重視調理性情，在摹畫事物之中很自然地將其寫作意念調勻在性情之中，“人情世故托于諸物”，“使之無跡”。戴表元在《送張叔夏西游序》中將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對元初統治者的不滿，托之于叔夏世家的興衰及其奔走道途的“牢落偃蹇”中，在憤切深沉的感情流露中，使文章的思想性更加深邃莫測。所謂隱而不晦，也就是“無跡之跡”; 所謂“莫衷一是” ，也就是指將思想藏匿得更深更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