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蘇軾·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必有過人之節^【1】。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2】，無故加之^【3】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4】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 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 以為鬼物，亦已過矣。

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 以刀鋸鼎鑊^【5】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6】，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 以匹夫之力， 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哉?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 以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7】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8】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 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 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 而命以仆妾之役， 油然而不怪者， 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 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 項籍之所以敗者， 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 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9】; 高祖忍之， 養其全鋒而待其敝， 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10】破齊， 而欲自王， 高祖發怒， 見于詞色。由是觀之， 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 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 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 不稱^【11】其志氣。嗚呼， 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注釋】

【1】 節： 故事能把握分寸。

【2】 卒然： 突然。卒同“猝”。

【3】 加之： 遭到侮辱。

【4】 所挾持： 指心中賴以寄托的抱負、志向。

【5】 鼎鑊： 煮人的鍋， 一種酷刑刑具。

【6】 賁、育： 古時的兩個大力士， 名孟賁、勇育。

【7】 鮮 (xuan) 腆： 不講禮貌。

【8】 內袒： 解開衣襟， 露出肩頭胸口的皮膚， 表示情愿對方責打。

【9】 輕： 輕率。鋒： 精銳兵力。

【10】 淮陰： 即韓信， 因戰功卓著被劉邦封為齊王， 漢立國后改封楚王， 后被告謀反， 降為淮陰侯， 被殺。

【11】 稱 (chen)： 相當。



【賞析】

東坡一生文采大氣， 佳作天成， 詩、詞、文、賦均達到了當代的頂峰， 這不但與他的為人、秉性、氣質密不可分， 也不能不說是得利于他頓宕的仕途經營。他歷盡坎坷， 屢進屢退， 受新舊各黨打擊， 仍能潔身自好， 不入濁流， 孤傲難羈， 表現了一個為宦知識分子的高貴品質。看到東坡的一生困頓， 很難想象他在年輕應制時會有《留侯論》這樣一篇相當“老成”的文字， 而這篇文字論的恰恰就是他一生都沒有做好的那件事——“忍小忿而就大謀”。

東坡的思想有一個從儒學一尊到儒、道、釋“三教合一”的過程，這大約與他那坎坷的政治經歷不無關系。本篇的“忍”，則明顯不同于佛家的“物忘相忘，身心皆定”;也不同于道家的“清靜無為”、“與世無爭”，還是與孟子所說：“小不忍，則亂大謀”相類，總結的是地道的儒家政治斗爭的經驗。文中所舉數例，如子房、鄭伯、勾踐、劉邦等，均是因“忍”而成就了大事業，甚至得了天下，這與佛老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本文屬論辯體散文，以分析事理，辨明是非為主，又有很強的文學性，東坡師承先秦諸子及漢初賈誼、晁錯、唐代散文大師韓愈等人，寫出了《賈誼論》、《留侯論》等論文，他長于議論，思接千古，語言明快犀利，說理透辟，所以南宋的葉適稱他是“古今議論之杰”。

留侯張良(?——前186)，字子良，城父(今河南郟縣東)人。先輩事韓國為相，韓被秦滅后，子房傾家財而求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陽縣東南)以百二十斤鐵錘狙擊秦始皇，未中，遂更名改姓逃至下邳(今江蘇徐州市)。漢立國后，因功封侯，依封地名稱留侯。傳說他未發跡時在下邳橋上遇上黃石公，后者故意將鞋子掉到橋下，讓張良拾起來給他穿上，張謙恭地照辦，如是者反復三次，黃石公說：“孺子可教也，”就將《太公兵法》一書授與張良，并說：“讀此則為王者師矣”。此后的事情當然是證明此說不謬。

《留侯論》是作者青年時代應制科考試時的文章，但卻寫得新意疊出，雄辯滔滔，有著論辯文必不可少的磅礴氣勢，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說：“論氣不論勢，文法總不備。”道出了氣勢的重要性。本文發軔，即有一個鮮明的對比，一方是“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天下有大勇者”;一方是“拔劍而起、挺身而斗”的“見辱”“匹夫”，以揭示“古之所謂豪杰之士”的“過人之節”就在于能夠“忍小忿而就大謀”。依此主旨，在以后的論述中，作者展開了對張良性格的生動描述，并采擷史實，一例接一例，形成一股先聲奪人的氣勢。

《史記·留侯世家》最先記載“圯上受書”之說，此后歷代沿用不疑，這位“下邳亡命者”身上也包裹了一層近于荒誕的神秘外衣。蘇軾如果沿用《史記》的觀點，至少在兩個方面是不利的：一是張良在戰爭中刻苦磨礪，終于成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事家的真實風貌會受到損害;二是本文借助張良的成熟過程來證明“忍”會成人之事，將失去依托，無法立論。這樣一篇大文章，只是炒冷飯，對于善寫翻案文章的蘇子來說，顯然是不可想象的。針對已成定論的司馬遷言，他指出：“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這可以說是點石成金之言，張良能在楚漢相爭這樣艱巨、復雜的戰爭中，清醒地審時度勢， 輔佐劉邦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 百戰不殆， 表現了作為“帝者之師”的足智多謀， 并非得力于什么神仙點化， 而是因為隱者對他的啟發及授書所致。當然，——依本文所說——也與“忍”字密不可分。

作者還有一個新的見解， 強調圯上老人的墮履和三次相約， 是因他“以為子房才有余， 而憂其度量之不足， 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 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而并不僅像《史記》中所說是授書過程中的試探手段。換個角度講， 司馬遷強調的是“書”， 這書有神氣， 老人經考驗后授與張良，從而成就了他的功業。而蘇軾強調的是“忍”， 老人墮履是為磨練張良的忍耐力， 使他做到“彼其能有所忍也， 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蘇子的高明處在“且其意不在書”。像《太公兵法》那樣的書， 本不神秘， 它只有掌握在能“忍小忿而就大謀”的“豪杰之士”手中， 才能發揮巨大的威力。作者在深度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發掘。

蘇子為使他的觀點更臻完備， 還使用了反證法。秦滅韓后， 張良集國難、家仇于一身， 想借一個普通刺客的力量， 逞強于一次單純的狙擊之中， 幾乎丟了性命。“以蓋世之才， 不為伊尹、太公之謀， 而特出于荊柯、聶政之計”，“此圯上老人之所為深惜者也。”清代李扶九在評論此事件時說：“子良博浪之擊， 倘使其時真中， 子房必與始皇俱死。而其時， 斯、高之謀未萌， 扶蘇尚在， 恬、毅諸將無恙， 秦未可亡也， 雖其忠肝義膽，震動天地， 而自達者祖之， 其行事不猶孺子之為乎?”一句話， 子房差點幫了秦國大忙， 延長了秦朝的壽命。

論辯文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叫作“事類”， 即引證同類事例闡明作者本義， 反過來又證明這個本義具有普通意義。東坡引用了“鄭伯逆楚”、“勾踐困吳”等故事， 表明鄭伯“肉袒牽羊”， 向楚莊王表示服順; 越王勾踐“歸臣妾子吳”， 向吳王夫差表示卑賤; 劉邦面對百戰百勝的項羽，“養其全鋒， 以待其敝”， 他們決不是軟弱地任人宰割， 而是豪杰之士的負重忍辱、深謀遠慮。他們的舉動與少年張良在博浪沙的“匹夫之剛”形成了照明對比， 前者似弱而實強， 后者似強而實弱。這是照應前文“天下有大勇者， 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挾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遠也”的一段議論， 舉事類義， 文勢鋪陳回蕩， 扣接得貼切、巧妙。

作者在論辯時， 不僅靠立論、推理， 而且也較多地借助了張良的形象， 這是本文的又一特點。張的形象大約分幾部分來刻畫， 先是寫他不諳事，“逞于一擊之間”; 再是老人磨練他的性情， 授書與他; 然后是寫韓信請立假齊王一事。劉邦堪稱能“忍”的高手， 項羽百戰百勝， 他可“養全其鋒”， 但“淮陰破齊而欲自王， 高祖發怒”， 并且“見于詞色”了。說明老謀深算的劉邦，“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 非子房其誰全之”， 這又是一個對比。此時的張良已從低層次的匹夫之烈解脫了出來， 而代之以“帝者師”的偉岸形象了。這個變化過程全在于從“忍”字中悟到了“警戒之義”。

從文中史實看，所記的幾個事件，特別是楚漢戰爭的勝敗，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和更深遠的歷史條件，僅僅歸結為“忍”與“不能忍”的個人修養和氣質，顯然是片面的，蘇子善作翻案文章，翻案常常伴隨著矯枉過正，本文又是他年輕時的應制之作，有一些偏頗也就不足為怪了。

“牝牡驪黃”無法區別千里馬和凡馬，這一點在本文結尾處得到證明。“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過去有人評論此文以“濃墨開題，淡語作收”，舉重若輕，寓至理于淺顯，宕出遠神，使讀者在此神來之筆處產生豐富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