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種碑文的賞析與寫作·墓碑·《五人墓碑記》(明·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扶而撲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而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fā)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fā)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fā)，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發(fā)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fā)其志士之悲哉!

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譯文】

(墓中的)五個人，就是當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時候，激于義憤而死于這件事的。現在，本郡有聲望的士大夫們向當權的人請求，清理已被廢除的魏忠賢生祠舊址來安葬他們;并且在他們的墓門之前豎立碑石，來表彰他們的事跡。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這五人的死，距離現在建墓安葬，時間不過十一個月罷了。在這十一個月當中，大凡富貴人家的子弟，志得意滿之人，其中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沒不值得稱道的，也太多了;何況鄉(xiāng)間沒有聲名的人呢?唯獨這五個人聲名光榮顯耀，為什么呢?

我還記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們復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為讀書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張正義，募集錢財送他起程，哭聲震天動地。差役們按著劍柄上前，問：“在為誰悲痛? ”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們打倒在地。當時以大中丞職銜做應天府巡撫的是魏忠賢的黨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蘇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趁著他厲聲呵罵的時候，就一齊呼叫著追趕他，這位大中丞藏在廁所里才得以逃脫。不久，他以蘇州人民發(fā)動暴亂的罪名向朝廷請示，追究這件事，殺了五個人，他們是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就是現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這五個人。

然而，當五個人臨刑的時候，神情慷慨自若，喊著中丞的名字罵他，談笑著死去了。被砍下的頭放在城頭上示眾，臉色一點也沒改變。有幾位賢士大夫拿出五十兩銀子，買下五個人的頭并用木匣裝起來，最終與尸身合到了一起。所以現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個人。

唉!當魏忠賢作亂的時候，做官的人能夠不改變自己志節(jié)的，中國之大，能有幾個人呢?但這五個人生于民間，從來沒受過詩書的教誨，卻能被大義所激勵，踏上死地也不回頭，又是什么緣故呢?況且當時假傳的圣旨紛紛傳出，追捕同黨的人遍于天下，終于因為我們蘇州人民的發(fā)憤抗擊，使閹黨不敢再株連治罪;魏忠賢也遲疑不決，畏懼正義，篡奪帝位的陰謀難于立刻發(fā)動，直到當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賢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這五個人的功勞呀!

由此看來，如今一些高官顯貴們，一旦犯罪受罰，有的脫身逃走，不能被遠近各地所容納;也有的剪發(fā)毀容、閉門不出，或假裝瘋癲不知逃到何處的，他們那可恥的人格，卑賤的行為，比起這五個人的死來，輕重的差別到底怎樣一目了然。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義顯揚在朝廷，贈給他的謚號美好而光榮，在死后享受到榮耀;而這五個人也得以安葬在一座大墳墓中，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經過這里沒有不跪拜流淚的，這實在是百代難得的際遇啊。否則，假使讓這五個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盡享天年，人人都能夠像奴仆一樣使喚他們，又怎么能讓豪杰們屈身下拜，在他們的墓道上扼腕嘆惜，抒發(fā)悲憤和感慨呢?所以我和我們同社的諸位先生，惋惜這座墳墓空有一塊石碑，就為它作了這篇碑記，也用以說明死生意義的重大，(即使)一個普通老百姓對于國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幾位有聲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吳公因之，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

【賞析】

張溥(1602—1641)，字天如，號西銘，明末太倉(今江蘇太倉)人。幼年勤奮好學，所讀之書都要親手抄寫，抄好朗讀之后燒掉，再抄，一直要抄六七遍，因此他的書齋起名為“七錄齋”。有《七錄齋集》行世。

張溥生活的明朝末年，正是東林黨人與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斗爭激烈的時代，張溥同情東林黨，富于正義感。崇禎二年(1629)，他繼承東林黨反對黑暗政治的優(yōu)良傳統，結交社會上有氣節(jié)、有操守、有學識的士大夫，聯合起來組成愛國社團“復社”，成為復社的領袖。他們激烈批評時政，與閹黨的殘余勢力進行斗爭，得到各界的廣泛支持，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在文學上，他主張“興復古學”，強調“居今之世”，要“為今之言”，“務為有用”。他寫過不少抨擊時政的文章，內容充實，風格質樸，《五人墓碑記》是其中的代表。

為“五人墓”作“碑記”，當然要寫出“五人”是怎樣的人。但這也可以有各種寫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來就得敘述他們的姓名、籍貫、世系、行事等等，但張溥卻另辟蹊徑。

這篇文章題為“五人墓碑記”，歌頌“五人”當然是它的主要內容。但社會是復雜的，事物是互相聯系的，要孤立地歌頌“五人”，就很難著筆。張溥在這篇文章中，與“五人”相對比，不僅指斥了閹黨，還批判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高爵顯位”之人等等;與“五人”相映襯，不僅贊美了周順昌，還肯定了“郡之賢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這一系列的對比和映襯，才充實了歌頌“五人”的思想內容，加強了歌頌“五人”的藝術力量。

這篇文章在寫作方法上的特點是，夾敘夾議，層層對比，步步深入，前后呼應，反復唱嘆，融敘事、議論、描寫、抒情于一爐。而這一切，又都服務于主題思想的表達。這個主題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結尾才明確地說出來，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