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種碑文的賞析與寫作·墓碑·《柳子厚墓志銘》(唐·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渙，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 ”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譯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慶，北魏時官至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鎮，為就便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請求到江南去做縣令。后來又因為不能迎合權貴，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職，直到那個權貴死了，才重新被用為侍御史。為人以剛直著稱，所交往的朋友都是當時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時候就精銳敏捷，通達事理。當他父親還在世時，他雖然年輕，已經獨立成人，能夠考中進士，顯露出超凡的才能，眾人都說柳家有了個好兒子。以后又應博學宏詞科考試合格，授集賢殿正字。他才能出眾，端方堅毅，每有議論往往引據古今事典為證，貫通經史百家學說，識見高遠，意氣風發，經常使在座的人為之折服。他的名聲因此大振，一時間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顯要們，也爭著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門下，異口同聲地贊譽舉薦他。

貞元十九年，他由藍田縣尉晉升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后，出任禮部員外郎。這時遇上當權的人獲罪，他被視為一黨，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還未到任，又一道被貶為州司馬。居官清閑，愈加刻苦自勵，專心讀書記誦，寫作詩文，如江河泛濫，湖海蓄積，其造詣可謂精深博大無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間罷了。元和年間，他和一道被貶的人曾被召回京城，后又再次一道出京為刺史，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地說：“這里難道就不值得實施政教嗎?”于是按照當地的風俗，制定了勸諭和禁止的政令，贏得了柳州民眾的順從和信賴。此地人借錢時習慣用子女作為人質相抵押，如不能按約期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錢相等時，子女就要淪為債主的奴婢。子厚為借錢的人想盡辦法，讓他們全都能把子女贖回去。對其中特別貧窮實在無力贖取的，讓債主記下人質當傭工所應得到的酬勞，等到酬勞和所借錢數相當時，便要債主歸還人質。觀察使把這個辦法下達到其他的州，剛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份而回到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湘江以南考進士的人，都以子厚為老師。那些經過子厚親自指點而撰寫文詞的人，從他們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賞析】

墓志銘這種文體，是記載死者的世系、爵里、生平及卒葬年月與子孫狀況，刻鑿于石、埋入墳墓以示紀念的。墓志銘一般由兩個部分組成：前面敘事的為“志”;后面綴以韻語，稱為“銘”。

韓愈和柳宗元，都是中唐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雖然兩人在哲學觀點和政治觀點上稍有齟齬，但在文學主張上卻遙相呼應，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旗手。兩人私交也頗深，友情篤厚。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死于柳州，韓愈撰《祭柳子厚文》，稱贊其文才，悲憫其遭遇。元和十五年(820)七月韓愈在袁州刺史任上又寫了這篇墓志銘。該文是韓愈晚年作品中膾炙人口的名作，這倒并非因為它是一位古文運動倡導者給另一位古文運動大名人寫的墓志銘，以“名”來吸引人，而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間流露出的真摯友情和公允評價，令人感動，讓人牢記。正因如此，在韓愈平生為人寫過的不少墓志銘中，唯《柳子厚墓志銘》這一篇不同于一般的應酬敷衍之作，而是一篇充滿真情、發自肺腑、字斟句酌的力作。